蒙古三弦史料札記
烏蘭杰
（中央民族大學(xué)，北京 100081）
關(guān)鍵詞： 蒙古三弦；“胡不兒”；蒙古文史料；漢文史料
本文內(nèi)容不涉及三弦的起源問題，也不涉及蒙古三弦的分布問題，只是對蒙古三弦作一初步考證。方法是將蒙古文和漢文史料中有關(guān)蒙古三弦的記載，按照年代順序排列起來，并作些必要的說明。
1.琵琶與三弦
公元1221年，成吉思汗親率大軍追擊花剌子模國王子扎蘭丁，直抵印度河畔，他的行帳中有一支隨軍樂隊(duì)。《世界征服者史》云：“酒瓶喉中哽咽，琵琶和三弦在合奏。”[1] (163)顯然，這是“汗·斡耳朵”中的宿衛(wèi)軍“忽兒赤”在為他們的君主成吉思汗奏樂。由此可知，早在成吉思汗時(shí)代，蒙古軍中就已有了琵琶和三弦。
2“胡不兒”
“胡不兒”，最早見于《蒙古譯語·譯語軍器門》。元代的辭書或文章詩歌中，有不少關(guān)于三弦的記載。諸如，元初編撰的漢語與蒙古語詞對照詞書《蒙古譯語》，亦稱《至元譯語》，其中收有“三弦子”詞條，標(biāo)注為“胡不兒”。 [2] (99)《至元譯語》收于元代刊印的《事林廣記》一書續(xù)集卷八。該詞書共分22門，收錄詞匯500余條，在漢語詞匯之下以漢字音寫蒙古語，具有很高的學(xué)術(shù)價(jià)值。
3.“三尺檀龍”
有元一代，三弦得到普及，并出現(xiàn)了杰出的演奏家，李卿就是其中之一。楊維楨（公元1296-1370）《李卿琵琶引》詩云：
李卿李卿樂中仙，玉京侍宴三十年。
自言弦聲絕人世，樂譜親向鈞天傳。
今年東游到吳下，三尺檀龍為余把。
胸中自有天際意，眼中獨(dú)恨知音寡。
一聲如裂帛，再撥清冰拆。
蠻娃作歌語突兀，李卿之音更明白。
玉連瑣，《郁輪流袍》，呂家池榭彈清宵。
花前快倒長生瓢，坐看青天移斗杓。
鐵笛道人酒未醺，煩君展鐵撥，再軋鹍雞筋。
我聞仁廟十年春，駕前樂師張老淳。
賜箏岳柱金龍齦，儀鳳少卿三品恩。
張后復(fù)有李，國工須致身。
酒酣奉硯呼南春，為卿作歌驚鬼神。①
問題在于，楊維楨詩中所說的是琵琶，為什么將其解讀為三弦呢？原來，元代文人的詩詞中，琵琶往往成為彈撥樂器的統(tǒng)稱。如所謂“馬上琵琶”并非是通常所說的琵琶，而是指蒙古人的火不思。另外，從其演奏法方面來看，詩中提到“鐵撥”，顯然是用來彈奏三弦，而不是琵琶。
《李卿琵琶引》這首詩告訴我們，琵琶高手李卿與楊維楨是同代人，生活于元代末期。所謂“三尺檀龍為余把”，指的是李卿為“余”——該詩作者楊維楨即席演奏三弦。從“玉京侍宴三十年”、“國工須致身”等詩句來看，李卿應(yīng)該是一名資深宮廷樂手，為蒙古宮廷服務(wù)30年。值得注意的是，詩中還提到了三弦的演奏法：“煩君展鐵撥，再軋鹍雞筋。”李卿彈奏琵琶是用鐵撥子，而不是用手指撥弦。由此可知，蒙古人用獸骨撥子彈奏三弦，保留著元代的古老傳統(tǒng)。
4、元墓壁畫三弦圖
1969年10月，遼寧凌源縣富家屯元代墓葬被發(fā)掘，墓壁上繪有精美的壁畫：一位身著便服的蒙古官員正在舉行家宴，端坐在椅子上，意趣盎然地彈奏著三弦。從其樂器形制來看，幾乎與現(xiàn)今的三弦沒有什么區(qū)別，為我們提供了元代琵琶的真實(shí)形象，具有極高的資料價(jià)值。[3] (55)
5.“三弦彈出分明語”
明代以來，文人學(xué)士的詩詞文章中，也提到元代的三弦。1406年，明宗室周憲王朱有燉作《元宮詞百章》，其中第三十首提到三弦這件彈撥樂器。其詞云： 二十余年備掖庭，
紅顏消歇每傷情。
三弦彈處分明語，
不是歡聲是怨聲。[4] (38)
6.“今之三弦，始于元時(shí)”
明人楊慎（公元1488～1559）《升庵外集》云：“今之三弦，始于元時(shí)。小山詞云，‘三弦玉指，雙鉤草字，贈(zèng)題玉鵝兒’”。元張可久，號小山，約1317年前后在世。（參見楊蔭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下冊，725頁）通過文物考古資料、元明文獻(xiàn)史料，我們大體可以斷定：三弦這件彈撥樂器，發(fā)展到元代已趨于完善，廣泛流傳于社會(huì)各個(gè)階層，并且流入元朝宮廷。
7.“司三弦”
公元1634年，蒙古林丹汗抗清失敗，走死青海黃草灘。次年，其皇后（可敦）和太子歸降皇太極。清朝鹵獲林丹汗宮廷音樂，將其引入清朝宮廷音樂，命名為《蒙古樂曲》。其中《番部合奏》為器樂曲，內(nèi)含31首樂曲。所用樂器中即有三弦。“番部合奏：用司管、司笙、司笛、司簫、司云璈、司箏、司琵琶、司三弦、司火不思、司軋箏、司胡琴、司月琴、司二弦、司提琴（四胡）、司拍。凡十五人，為三班，與笳吹一班同入，一叩，跪一膝奏曲”。②
8.“碩德爾古”
乾隆年間編撰的辭書《五體清文鑒·樂部》中，收錄有“三弦”詞條，漢字標(biāo)注為“碩德爾古”[5] (772)，顯然，13世紀(jì)《至元譯語》中的“胡不兒”，至此已發(fā)生根本變化?，F(xiàn)在，蒙古人把三弦稱之為“碩都爾古”，就是以《五體清文鑒》為依據(jù)的。元初，蒙古人將三弦稱為“胡不兒”，其詞根類似于“火不思”，帶有突厥語的色彩。但到了清朝乾隆年間，蒙古人將三弦稱之為“碩德爾古”，變成純粹的蒙古語。由此說來，13世紀(jì)以前的三弦，是不是從突厥語部落那里傳入蒙古的呢？由于沒有確切資料，難以下結(jié)論，只是提出一個(gè)假設(shè)而已。
9.喀喇沁右旗王府樂隊(duì)中的三弦
20世紀(jì)初，日本蒙古學(xué)家鳥居龍藏之女鳥居君子，曾經(jīng)游歷內(nèi)蒙古，并撰寫了《從土俗學(xué)的角度看蒙古》一書。她在這部著作的第64、65兩章中，詳細(xì)記錄了在喀喇沁王府所見到的一套蒙古樂隊(duì)。從照片上看，有胡笳、火不思、奚琴、胡琴、提琴（四胡）、箏、琵琶、三弦等樂器。值得注意的是，王府樂隊(duì)中的這些樂器，與清朝宮廷中所用《番部合奏》、《笳吹樂章》中的樂器基本相同，說明兩者有某種內(nèi)在聯(lián)系。然而，不無遺憾的是，鳥居君子雖然留下了有關(guān)記載，以及一張珍貴的王府樂隊(duì)照片，卻未言及所演奏的曲目，未免有些美中不足。
10.東蒙女子樂隊(duì)
清代中葉，原哲里木盟（科爾沁草原）、卓索圖盟（遼寧阜新蒙古族自治縣）一帶蒙古人中，盛行一種民間合奏形式。蒙古語謂之“呼格吉木·塔如拉呼”，意為對樂、合樂。對此，羅卜桑愨丹（公元1875 ～ ？）在其《蒙古風(fēng)俗鑒》一書中有詳細(xì)記載：“入夜，常備酒肴，十、二十人不等，相聚飲酒唱歌，亦奏樂曲。且有喜好音聲之家，其媳婦少女擅長橫笛、箏、琵琶、伊奇里［胡琴］、捧笙、冒頓·潮爾［原注為‘虎拍’，應(yīng)為胡笳］、碩都爾古［三弦］、特木爾·胡爾［口琴］諸樂器者，合樂奏曲，協(xié)以美妙歌謠。當(dāng)此之際，眾人聆聽之余無不為之動(dòng)容，每有放歌者，亦有哭泣者，歡飲至醉，盡興而罷。”[6] (335)
東蒙女子樂隊(duì)所使用的八件樂器中，既有蒙古族傳統(tǒng)的民間樂器，諸如胡笳、口琴、箏、胡琴、三弦之類，又有傳入蒙古地區(qū)的漢族樂器，如琵琶、笛、笙等。耐人尋味的是，女子樂隊(duì)所使用的這些樂器，與清宮《番部合奏》《笳吹樂章》中所用的樂器，有不少是相同的。顯然，直至清朝末年，元明以來的某些蒙古族樂器仍舊在民間流傳，并沒有徹底失傳。
民國時(shí)期的東蒙民間器樂合奏，所使用的樂器有以下幾件：高音四胡（領(lǐng)銜）、中音四胡、抄兒、三弦、笛子、簫等。然而，清末還在流行的一些古老樂器，諸如火不思、箏、胡笳、口琴之類，則已從民間樂隊(duì)中消失，并且最終走向徹底失傳，無疑是蒙古族音樂的重大損失。
20世紀(jì)30年代以來，東蒙民間器樂合奏形式依舊存在，并且有了很大發(fā)展。若與清朝末年相比，此時(shí)大都是業(yè)余或半職業(yè)性的男子樂隊(duì)，女子樂隊(duì)已不多見。例如，蒙古族著名抄兒藝人色拉西、四胡藝人孫良，以及三弦藝人仁欽莫德格等，便是東蒙民間器樂合奏樂隊(duì)中的幾位主要成員。
注 釋：
①(元)楊維楨：《鐵崖樂府注》卷二。
②《清會(huì)典》卷四十二。
參考文獻(xiàn)：
［1］（伊朗）志費(fèi)尼.世界征服者史［M］.呼和浩特：內(nèi)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2］烏·滿都夫整理校注.蒙古譯語［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
［3］馮永謙 韓寶興. 凌元富家屯元墓［J］.文物，1985,（6）.
［4］傅樂淑.元宮詞百章箋注［M］.北京：書目文獻(xiàn)出版社，1995.
［5］五體清文鑒·樂部［C］.北京：民族出版社，1957.
［6］羅卜桑愨丹.蒙古風(fēng)俗鑒［M］.哈·丹碧扎拉桑批注，呼和浩特：內(nèi)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
The Reading Not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 of Mongolian Thre-stringed Musical Instrument
Ulaanjee
(Central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eijing 100081)
Key words: Mongol three-stringed instrument; "Hubur"; Mongolian historical data; Chinese historical 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