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先生曾談到，在1940年代艱難的抗戰(zhàn)時期他靠寫作謀生，曾寫過三本海外游記式的小冊子，暢銷一時，得了不少家用補貼；而這一時期因拼命寫作竟使自己成為著名作家。
當時像費先生一樣顛沛流離乃是知識分子的普遍境況，他們一方面固然因生計所迫，另一方面也是老習慣使然，經常一路跑警報還一路寫東西，無形中推動了1930~1940年代行旅札記的繁榮。知名者如風行國內的《旅行雜志》，由原《申報》編輯趙君豪擔任主編，撰稿者中不乏知識界名流。然而無論被動或主動，到歐美西方國家和到國內邊疆地帶的旅行在他們筆下總有天壤之別，似乎各自占據(jù)著文野之別的兩端，而過去自居文明正統(tǒng)的華夏在其中位置尷尬。這種心態(tài)上的落差自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以來尤為明顯，到了60年后中國變法失敗，康有為、梁啟超流亡途中寫作《歐洲十一國游記》和《新大陸游記》，其后的中國知識分子繼承這一心史，看西方的眼光便總免不了在中西之間徘徊糾結。
費孝通的這三本海外札記——《初訪美國》(1943)、《重訪英倫》(1946)和《美國人的性格》(1947)，自然也帶著這種矛盾心情來書寫中西比較。
1943年，他在北美西岸登陸，一路向東，從華盛頓到新澤西再到紐約，一時間曼哈頓現(xiàn)代大都市的銳氣逼面而來，越發(fā)勾起心底對老城蘇州的懷念，懷念那種由綢長衫、緞子鞋和茶館里的散懶襯托的文人氣質，還有黑瓦白墻宅院里影影綽綽的鬼。他說自己感覺像是小時候看西洋景，又像是在讀《鏡花緣》。本來，“西洋景”與“鏡花緣”，前者是形容走走看看，后者是形容寫寫畫畫，其實說的就是他自己對歐美西方國家的觀察與思考，而其中的深意，是想去探索當下世界這個“多元一體”格局中，構成多元的諸種文化和群體之間如何相互理解——這也是后來他在晚年提出“文化自覺”應有的題中之意。
令費孝通印象深刻的是，無論是美國、英國還是中國無一不是文化的混合體。他訪美時的接待者是大名鼎鼎的美國漢學家、政府顧問專家費正清教授及其妻子費慰梅女士。剛到他們家，費孝通便被“雷”了一下，客廳里掛著一軸清朝官員畫像，不知是中國誰家的祖宗遺像被拿來這兒做裝飾用了。雖然他知道這種怪異的文化拼接多少包含一種異文化的獵奇心理，但是他不滿足于這些表面了解，還想對美國文化進行更進一步的探究。而美國學界大概只知道他的江村研究，便以為他有興趣和另一位研究日本農村的美國人類學家交流，結果他很不高興被當作農村研究專家，一見那人的面就說，我得先去認識美國才談得文化合作的正經事，今天你得帶我去認認美國。他們去一家中餐館吃飯看表演，費孝通的大部分心思都用在四周觀察，連菜譜也能琢磨半天。所謂的中餐館其實不中不西，就是個大雜燴，他驚嘆：“就在這一剎那，這一角，多少不同來源的文化橫奔齊集，斐然雜陳，似乎全忘了這是中國歐仆、東土刺繡、西班牙舞蹈，古巴歌聲，爵士音樂，南歐面目。形形色色，林林總總，全合在一起，難分難解。……一種新的文化！”全球化在費孝通眼中意味著不同文化的混合，現(xiàn)代化是全球性的跨文化交流的一部分。
費正清客廳的那幅畫背后，有一個自哥倫布發(fā)現(xiàn)美洲以來400多年的歷史。這片大陸先后來過印第安人、西班牙人、華人、法國人和英國人等，印第安人的文明程度還沒有到出現(xiàn)國家制度的地步，西班牙人干的是海盜劫掠的營生，真正定居在這里的移民是華人和歐洲的英法移民。華人移民在新世界中求生活，并不像南洋華僑那樣移植較為完整的中國文化制度，而是因地制宜地確立了新的生活方式。所以，費孝通說，美洲的文化基礎不是原原本本從歐洲移植來的，而是打破了原來不同的文化勢力又將其混合的產物，使“科學”與“民主”有了試驗場。無論是帝制中國還是英國，隨著19世紀的結束早已停止了其文明擴張的歷史，費孝通認為，這是文化成年所致的一種相對穩(wěn)定狀態(tài)，然而這種“停滯”卻不是命定要死亡。他內心相信，人類歷史的朝向，終究要從農業(yè)時代的成熟中脫殼而出，走向工業(yè)時代，美國的工業(yè)文化發(fā)展了百來年已經走向成年，而中國還有機會長出新的文化嫩枝來。美國人和中國人在他眼中最大的不同，便是美國人把歷史放在自己身后，歷史是死的，與當下世界陰陽兩隔，因而他說美國是無鬼的世界；中國人的心里則裝著祖先，歷史感是綿延的，是現(xiàn)實生活的一部分，與鬼同在是中國文化骨子里相當美好的部分。他認為，科學和民主造下了現(xiàn)代的美國，猶如單車的兩個輪子，中間支撐的三角桿是基督精神，而中國最缺的、最難得的就是這樣的三角桿——沒有這樣的宗教，那么至少能保留對鬼的依戀，在他看來這無疑是一種道德倫理。
游歷了美國之后再到英國，費孝通把目光集中在它的精英階層。
作為遲暮帝國的脊梁，英國知識分子包括舊貴族和資產階級新貴，既互相角力又互相支持，諸如上下議會的辯論、保守黨和工黨的攻守都存著斗爭和某種默契。在城里的大商人或紳士愿意在鄉(xiāng)下經營并不賺錢的大農場，其目的不純粹是經濟性的而是社會性的，他們是鄉(xiāng)村社會的重心。不過，鄉(xiāng)村并不是英國社會的主體，而是城市的后花園。這樣無論從朝廷到鄉(xiāng)野，英國知識分子都充分發(fā)揮著社會中間人的功能。在他們對現(xiàn)代英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一系列設計中，英國議會內閣制和政治改良主義精神的結合得到費孝通的高度評價，當然這還不夠，他還關注政府與政黨分開的“文官制度”、法團和法案對民主社會的組織作用，以及費邊社的知識分子在學術、教育和政治上對工黨的有力支持。英國人的現(xiàn)實和理性即使他們在世變方激中穩(wěn)如磐石，卻也曾讓費孝通感到郁澀得厲害，因為看到這個以個體主義為基礎的社會中充滿功利主義的計算。他打了個形象的比喻，如果說美國人像年輕人，總想與父親平起平坐，那么英國人就像中年人，沒有笑容也沒有激動，前者好動，而后者好靜。但是，英國紳士的力量和他們有效貫通社會上下的制度與精神卻是費孝通考察中國傳統(tǒng)政治特點之時的有力映照。大約在同時期他對所關心的中國雙軌政治問題、鄉(xiāng)土重建問題的討論，與他在英國和美國所見所聞都有關系。
費孝通對英美社會與中國社會的互相觀照和理解沒有簡單地劃分出清晰的界線，中西之間在他看來并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而這在學術研究上要具體落實還有許多需要思考的地方。早年在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和英國政治經濟學院求學之時，費孝通的老師們——吳文藻、史祿國、馬林諾夫斯基等人雖各執(zhí)德美、歐陸學派所長，同時亦兼而有之，種種綜合為他奠定一生的學術基礎。旅美期間，受到美國人類學文化人格學派的吸引，費孝通把英美社會作為具有民族性格的文化實體來進行描述，并與心目中的中國社會進行比較。
但是，如果只是為了發(fā)現(xiàn)差異而沒有意識到中西文化的關聯(lián)，那么相互理解也就不可能；而不同文化之間的關聯(lián)性只有在歷史中才能真正得到解釋。費孝通曾受過民族學訓練，對于民族文化歷史變遷的動因和機制一直給予關注。而面對中西社會現(xiàn)實中的巨大反差和歷史鴻溝，類型比較方法可以通過抽象出文化要素進行并置比較，來回避客觀歷史的問題。這對他而言，原本應該是個矛盾。他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指向，是尋找各自文化精神的寄托，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對話可能。在他看來，在美國社會，文化精神可能呈現(xiàn)為基督教宗教，而英國社會可能呈現(xiàn)為政治哲學和紳士，而在中國可能是倫理和知識分子(在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可能還牽涉到宗教和巫師)。
當他提出20世紀是一個世界性的戰(zhàn)國時代的時候，他一方面同意薩義德(Said)所說的16世紀以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創(chuàng)造了東西對立的學術話語，另一方面他又反對在這個觀點束縛下討論，因為根據(jù)薩義德的看法，東方社會無論是“守舊”還是“現(xiàn)代化”，都是東方學殖民主義的后果。薩義德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歷史建構，本身是一種作繭自縛。費孝通認為中國知識分子應對此有反思能力。簡單地說，我們的社會科學研究不是要去回答諸如西方為何有科學，而東方為何產生不了科學這樣的問題，而是去思考對于美國人而言，科學意味著什么，科學與他們的基督教有何關系，又促成了什么樣的歷史與社會形態(tài)。其目的也不是判斷說我們要科學或不要科學，而是我們內在的歷史和文化觀念提供了怎樣的對物質世界的看法，這才是不同于薩義德的思考方向。
費孝通說，他從寫作《初訪美國》到1988年訪問日本，探索了四十四年，終于明白，首先要去認識文化差異的由來，明白各有各的道理，才可能去談求同存異。也就是說，在他的跨文化比較中實際關注兩個層面，一是文化精神的呈現(xiàn)，一是文化精神的歷史養(yǎng)成，而后者還遠遠沒來得及討論。人類學通常宣稱，我們對世界的探索建立在對他者的理解上，然而這還不夠，因為在經典人類學里，他者自身沒有歷史，尋找其文化精神的歷史養(yǎng)成是一個荒誕的命題。對此王銘銘亦曾在《西方作為他者》中批評過——在這本有趣的書中，他討論了費孝通沒有敘述到的“前東方學”時代存在著一種與上古史相聯(lián)系的古代中國的“西方學”，這筆思想的遺產構成了中國知識人理解他者的基礎。實際上，費孝通的海外觀察亦脫離不了這一思想脈絡。
在此之外，對于費孝通來說，英美之旅在某種意義上還是他尋找老師們的思想痕跡的旅途。在美國，他的辦公室就是派克老師的書房，芝大社會科學大樓的五W二號，使他頓覺到了圣地。1962年身心羈困之際，他寫作《留英記》，描述他和馬林諾夫斯基相處的一點一滴，寫到每周五開人類學席明納(seminar)，馬氏的辦公室里濃煙滾滾幾乎伸手不見，那股煙味似乎能從紙上飄出來。不過值得一提的是，費孝通似乎并不局限于到西方去進行學術朝圣，他惦記著馬氏所說的人類學研究文明社會的前途，所以他對海外世界的探索還廣泛涉及印度、澳洲、日本等國家和區(qū)域。
1993年，在印度新德里“英迪拉·甘地國際學術討論會”上，費孝通作題為“對‘美好社會’的思考”的發(fā)言，談道，“美好社會”總是人類群體不可缺少的意念，表現(xiàn)為諸如神話、傳說、宗教、祖訓、哲學和學說等多種形式的價值信念；價值觀念不同的群體之間相互往來中，協(xié)作是經常的，而且是歷史的系統(tǒng)的。在這些接觸當中，雖不可避免地產生民族中心主義，但也同時伴隨著對它的反思，孔子所提出的“有教無類”，意思是人的價值觀念可以通過教育取得一致，又不強加于人。這是各國的“孔子”都會關注的普遍性的問題。如果說費孝通對中國人類學成為一門具有世界性眼光的學問有所期待，我想他大概是要提醒我們，人類學家做經驗研究也是在書寫思想，別真把自己當成了老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