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影像的操作化與可能性
The Operation and Possibility of Folk Images
XiongXun, [USA]Zhang Juwen and Sun Zhengguo
摘 要:民俗學記錄的傳統(tǒng)建立在文字描述和文本化的意義建構之上。隨著影像技術的便攜化和普及化,目前影像工具在民俗學中的大量運用事實上已成趨勢。影像民俗學可以通過有深度的、一系列的、多個側面的民俗紀錄片,同時,在紀錄片的田野報告中利用文字進行闡述,兩者相結合把體驗民俗學、實踐民俗學中呈現(xiàn)出的觀念和情懷呈現(xiàn)出來,構成由民俗影像紀錄片和民俗志相結合的一種影像民俗學。
關鍵詞:視覺人類學;影視民俗學;文本與影像;影像記錄工作坊;田野考察
Abstract: The tradition of folklore records is based on textual description and textual meaning construction. With the portability and popularization of imaging technology, the current large-scale use of imaging tools in folklore has actually become a trend. Video folklore can be explained in depth through a series of multi-faceted folklore documentar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documentary's field report uses text to elaborate. The two combine the concepts presented in the experience folklore and practice folklore Harmony is presented, and constitutes a kind of image folklore that combines the documentary film of folklore and folklore.
Keywords: Visual Anthropology; Film Folklore; Text and Video; Video Recording Workshop; Fieldwork
中美民俗影像記錄田野工作坊(Vedio-Recording Folklore Workshop)由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和美國崴萊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共同舉辦,旨在推動民俗傳統(tǒng)和非遺項目記錄的國際交流,完善影像民俗學方法,培養(yǎng)影像民俗學的青年人才隊伍,其學科基礎是影像民俗學。2014年的第一期工作坊招收了18名學員,系統(tǒng)地講授影像民俗學課程,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項目端午節(jié)為調查個案,對4個傳承地區(qū)的端午節(jié)民俗開展影像調查,并編輯制作了端午節(jié)紀錄片。2015年12月14日至2016年1月2日舉辦了第二次工作坊,分為中國部分的影像記錄課程學習和美國部分的圣誕節(jié)實地拍攝。筆者作為培訓老師參加了兩次工作坊。在俄勒岡州當?shù)貢r間2015年12月26日,現(xiàn)場拍攝告一段落,學員準備進入后期剪輯階段時,筆者有幸約到工作坊的聯(lián)合發(fā)起人張舉文教授和孫正國教授,就工作坊的預設與狀態(tài)、民俗與影像、文字與圖像等問題進行討論并拍攝視頻。拍攝進行了近3個小時,本文的內容即來自于視頻素材的整理,在順序、結構和主要內容上基本與當時拍攝時的狀態(tài)一致,并有意保持當時口頭交流的狀態(tài)。為使文字通順,筆者成文時有所改動,一是對兩位的談話略有刪減修改,一是就自己的談話內容作出了補充和邏輯梳理,以形成回應。
一、工作坊的緣起與過程
熊迅(以下簡稱熊):首先請張老師談談工作坊的緣起。
張舉文(以下簡稱張):這次工作坊始于2006年的聚會,在武漢華中師大,當時是以民間文化青年論壇一次會議,還有中國民俗學會的民間文學專業(yè)委員會成立,我那時候有意識地把謝爾曼拉去了,當時就想鼓動中國民俗學界關注影視。在05、06年,我也請游自熒翻譯了謝爾曼的一篇《聚焦:電影與21世紀民俗研究的生存》[1]的問題,那篇文章發(fā)表在民間文化論壇的刊物上,也在同一期,我發(fā)表了兩個小文章進行概念辨析,什么是影視民俗或民俗影視,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就想翻譯謝爾曼的一本書,叫《記錄我們自己:電影、錄像與文化》。[2]經(jīng)過一段時間周折,還要感謝黃永林老師的大力幫助,譯文在華中師大的出版社出版了。這本書還在發(fā)揮著作用,代表了我們民俗學界對影視的一個角度吧。緊接著到了2000年左右,我們以美國民俗學會的名義,通過路思基金會和中國民俗學會合作。具體合作是和幾個學校,包括北師大、華中師大、中山大學,還有其他幾個項目,在這幾個大項目下我一直關注著影視,所以我們在做計劃申請的時候,加了這么一個影視民俗記錄工作坊。這件事終于在2014年落成了,要感謝孫老師在那邊的張羅、組織等一切工作。當時辦這個班有幾個初衷,比如說有個普及性的目標,讓民俗學界知道怎么記錄,同時也要強調田野中間的倫理問題。理論視角上,我們請了謝爾曼,代表美國搞民俗的;我們請了陳建憲老師,代表中國搞影視民俗的人;也請了鄧啟耀老師,當時他積極答應,但是后來因家里原因,請熊迅老師代表他來;我們還請了武漢電視臺的王光艷導演。這樣我們這個團隊就有了民俗學的、人類學的、電視臺的、中國的、美國的,為學員提供了理論的、實踐的不同的觀點和視角。當時我們記錄的是端午節(jié),根據(jù)非遺申報的4個點,我們派人去。當然我們這個工作坊的目的并非追求成品,而是通過這個過程學會記錄,利用機器,抓住重點,注意田野中的倫理問題。第一期辦得很成功,這還要感謝黃永林老師大力支持和詳細協(xié)調安排。因為第一次非常成功,才有了今天的第二次,第二次也是因為華中師范大學有這個美國周的項目,通過黃老師的大力協(xié)調,我們順利舉辦了第二期。第二期也給我們一些意外驚喜,比方說,學員從第一期的七所學校,增加為第二期的二十多所。
孫正國(以下簡稱孫):整個報名的是二十多所,五十幾個學員。
張:經(jīng)過大家協(xié)商,我們第二期的第二部分轉到美國俄勒岡州記錄圣誕節(jié)情況,有19位學員,他們已經(jīng)感受到圣誕節(jié)在美國的公共空間的情況,來記錄這個。大家通過使用軟件、機器,體驗田野倫理,有了很大的收獲??峙孪乱徊竭€要有第三期、第四期,然后我們來籌劃?,F(xiàn)在要說結果也還比較早,但現(xiàn)在中國的人類學、民俗學界對我們這個工作坊有了很大的興趣。因為我們強調多學科的視角,強調記錄的手段和內容的重要性。希望以后搞人類學、民俗學的朋友,把倫理、技術融入到田野工作中。
孫:其實我們在整個的項目當中,作為國際合作,張老師這邊的力量很重要。在很多國際合作中,一個重要的學者就意味著一個新的學術領域和新的合作的存在,這是必須說明的問題,這也是我們一直在推動合作的重要的原因。張老師剛才已經(jīng)說得很清楚了,那我從大的背景來看,這意味著一個新的學科轉型或方向。我們在田野中已經(jīng)普遍運用了記錄的方式,但僅僅是作為一個手段,在民俗學界僅僅是作為把資料記錄下來的一種媒介,而沒有學科的意識,沒有像人類學中視覺人類學這樣一個學科的討論。而在美國的民俗學界它已經(jīng)成為了一個主流的研究方法,甚至于正在成長為一個比較成熟的學科。這些大背景在國內已經(jīng)被意識到了,比如陳建憲老師對影視民俗的持續(xù)的關注,他應該從2000年左右就在關注了。但是因為各方面的研究和時間的限制,也沒有得到很好的發(fā)展。在這兩個背景下,這個中美民俗影像田野記錄工作坊的出現(xiàn),就不僅僅是一個機緣,還可能是一種必然現(xiàn)象。只是說我們這些人,這個契機促使它更早地出現(xiàn)了。這是我講的第一個大的背景。第二個我想說明的是我們的目的。我們也和一些學者對話,他們對我們工作坊的觀察中間出現(xiàn)了一些疑惑,或者質疑。他們的質疑在于說有可能存在一種簡單的相加,就是把影像的、傳播學的方法和民俗學簡單相加,那么這種結合在我們工作坊有多大的效果和意義。第二個質疑就是說,作為學科存在的方式來講還是要有理論的推進。而實際上我們這個工作坊還是一個實操性的,實踐性的,那么你這個理論增長從哪個地方來?它的理論的思考、理論的積淀在哪里? 都是問題。鑒于這兩個質疑或爭鳴,今天的一個跨學科的趨勢或學科交叉的規(guī)律,決定了不可能是簡單的相加。因為它不是簡單的拿錄音機攝像機下去錄,而是要系統(tǒng)地接受影像傳播學的方法,這就要靠工作坊的理論學習和學者授課去補充起來。從另外一個角度講,現(xiàn)在的影像記錄的學科里面,他們也有倫理的、田野方法上的一些問題。現(xiàn)在最大的問題應該說是影像倫理問題。恰好這是人類學、民俗學可以給它們提供的一種方法。我想這兩個方法的融合,實際上是能感受得到的非常有前景的交叉學科。這種交叉學科的出現(xiàn),在未來的一個發(fā)展當中,尤其是在未來的媒介影像的接受和傳播時代,顯得特別重要。十多年來的實踐當中,不管是民俗學、人類學或影像學,都已經(jīng)跨越了他自己的方法論了,它們都意識到了需要其他學科來支撐它,尤其是民俗學。民俗學的民俗現(xiàn)象是一個日?;目臻g的,它是需要一個立體記錄的,而我們傳統(tǒng)的記音和文字記錄肯定是適應不了的。我們用影像方法的時候,不僅僅是完成空間和場景的記錄,關鍵是要完成它們的一整套的理論方法,所以這個時候它就肯定會改變或提升早期或原有的調查方法,尤其是會在田野過程中產(chǎn)生理論的反思或碰撞。第二個質疑我認為,在任何的學科出現(xiàn)或實踐的初期,都不可能去預設一個理論的出現(xiàn),只有通過我們長期的、有意識的、細節(jié)化的工作坊實踐當中,才能夠去尋找它真正的理論邏輯,或者說才可能發(fā)現(xiàn)它的理論價值。這個時候我們就有可能有針對性的,有意識的進行理論的推進。在工作坊的目的或意義上,我覺得還是要落實到民俗事件上。比如人類學最早也只是記錄是吧,它現(xiàn)在成了那么龐大的一個學科。我想民俗學也是一樣的。第三個我想談一下我們工作坊目前遇到的一些問題,我覺得這才是更關鍵的,不是外在的而是我們自身的問題。目前最關鍵的問題是我們自己的理念的實際運用,從日常管理、學術設計和人才目標的一些想法上,我覺得都不是很明確。尤其是我們還缺乏深入有效的手冊。這個手冊就是我們的綱要,我覺得首先要組成工作坊的學術委員會,應該針對我們前兩期的工作做一個研討,去尋找我們在實踐過程中的經(jīng)驗,探討我們的問題。這是我們目前的最大目標,其他的實際操作都和整個的框架和手冊有關系。當然在我們的整個設計當中,確實可能要理論、學科思考要先行,不能等著實踐完了才去發(fā)現(xiàn)它。這樣工作坊才有一個與學科相關,或者人才培養(yǎng)相關的明確有效的思路、措施。當然在我們的工作坊的一、二期還是一個探索期,甚至還談不上作為一個學科去成長,所以要更細致的在其他的層面來輔助它成長。有兩個方面,一個是把理論培訓加強,我們第二期和第一期的差別就在于第二期的理論強度遠遠大于第一期,我們邀請了六位老師,來自于民俗學、影像學、人類學、電影學等學科的老師,很注重理論和實踐的結合。第二點就是和我們原有的傳統(tǒng)的理論研究結合,我們開始和學術期刊合作,使我們工作坊從實操的訓練到理論總結的成果的呈現(xiàn)。這樣就保障了從理論關照的維度上來指導實踐,這是我在第二期工作坊最大的感受。如果能夠堅持下來,這種感受也將成為工作坊非常良好的保障體系,使得工作坊不是簡單的技術和田野的相加,而是帶著學科意識和理論關照,去推動工作坊的發(fā)展。最后我想說,在未來工作坊的發(fā)展中,要以更開放的視野去融合最開放的學科,比如視覺人類學,我們應從中得到更多的支持。因為它的理論體系也好,還是技術與田野的結合也好,已經(jīng)比較成熟了。這種融合在未來的工作坊中,可以有效解決簡單相加的問題。當然一個項目或事業(yè),只有堅持或長久了,達到一定的量了,才談得上對我們的學科或實踐有價值。
二、民俗學與影像的關系
熊:孫老師請再談一下,為什么民俗學需要影像,民俗學需要什么樣的影像?
孫:我了解到的三個學科定位,一個是高丙中先生的生活世界,民俗就是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一個多維度的,不僅僅是語言的、身體的、空間的。[3]它是多維度的生活的現(xiàn)象世界。這個時候只有影像是最適合去表達它的,也只有影像,才能把這種時間流的空間形態(tài)記錄下來。應該說這個努力在帕里—洛德(Milman Parry, Albert Lord)的那個時代就開始從錄音的角度在做了。那時影像技術不發(fā)達,錄音為主。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就知道了,最適合的記錄方法就是影像記錄。實際上,我們目前的研究中已經(jīng)在很廣泛很普遍地在使用影像記錄了。有種方法叫做保存,先把它記錄下來,靜態(tài)記錄里面影像記錄是個基本方法了,應該說在民俗學界已經(jīng)成了共識。雖然它不是一個學科,但是它是一個基本方法。其實是當技術一存在,相關學科都在用這個方法。只是說我們用的時候沒有帶著學科意識去用,我們執(zhí)著于技術手段。我們要做影像記錄工作坊,一個迫切的原因就是我們需要它成為一個學科,希望它有理論關照和系統(tǒng)的方法,而且在實踐的操作和理論的建構上都有價值。第二就是說在我們涉及到的紀錄片中,對民俗學有很好的表達(的作品),不是由民俗學,而是由人類學、影像學、傳播學的學者完成的,甚至是一些藝術家完成的。他們反過來讓我們意識到,我們今天僅僅是對民俗做記錄是不夠的。我們要把它作為一種真正的生活世界把它呈現(xiàn)出來,而且是作為有深度、有思考的、完整的,更有感召力、爆發(fā)力和觸動力的存在。它不再是以工具的形式出現(xiàn)了,它是一個獨立的作品,或者說就是成為民俗的另外一種形態(tài)了。而且這種形態(tài)在我們紀錄片的形態(tài)中可以非常好的解決。我們原來所思考的生活世界的民俗學,它還是受到現(xiàn)象學的影響,就一直還原到最后。但是所有的還原都不可能徹底還原,在后面還是有對生活世界的理解。不同的民族、時代,它們在民俗中表現(xiàn)出來的審美的,理想的價值是不一樣的。如果我們是把它作為簡單的影像記錄下來,那還是不能看到主體當中的價值。所以我覺得要借助紀錄片的學科理念。第三我認為,今天我們的紀錄片有很多種類型,但是他們也需要借助民俗學的方法。因為從根本意義上講,民俗記錄的就是生活世界的東西,而當我們對生活世界有充分的理解的時候,我想紀錄片的導演肯定會放棄他們現(xiàn)在的那種記錄方法,或者說補充他們對紀錄片的理解。這也是有意義的。這就是劉鐵梁老師提出的體驗民俗學,也是謝爾曼老師說的記錄我們自己。體驗民俗學就是強調主體本人,而不是記錄他者。不是以觀察者的身份,而是以參與者的身份。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變化。當我們要記錄自己、要去體驗民俗學的時候,我想影像記錄就是一個非常好的表達方式。第三種就是呂微老師談到的實踐民俗學,它和體驗民俗學有很大的區(qū)別,體驗強調主觀的或個體的感受,而實踐民俗學強調它和生活世界的關系。高老師談到的是觀察生活世界,呂老師談到的是參與之后對民俗學的觸動或者影響。這三種民俗學的觀念都非常需要影像記錄才能完成,否則你沒有辦法完成民俗學的觀照,僅僅是一個文字或語音記錄都不可能完成,甚至它們成了一個空洞的理論,因為它沒有一個所謂的生活世界。如果不通過影像記錄,找不到一個生活世界,找不到體驗,也更談不上實踐。所以我認為,不管是目前的哪一種民俗學觀念,作為在紀錄片意識下的影像記錄,對民俗學將產(chǎn)生巨大的影響。我們再也不是在文字中去尋找某一個民俗或傳統(tǒng),而是通過紀錄片去尋找當時的人的思考和生活狀態(tài)。
熊:還有一個問題也請孫老師回答,傳統(tǒng)的民俗學是以文字為主,照片為輔來記錄,剛才你也提到了文字和影像的問題,請你集中地暢想一下,在你認為的理想的民俗學世界中,影像是什么樣子,它和傳統(tǒng)的民俗學的文字表述的關系是什么樣的?
孫:我們現(xiàn)在確實是遇到一個問題,當我們重新去用影像表達的時候,我們發(fā)現(xiàn),文字的傳統(tǒng)的表達丟失了,或者說被懸置了。其實原來的文字表達還是很有力量的,我們從早期下來到現(xiàn)在,我們想象原來的節(jié)日和日常生活,都是靠文字傳承下來的。為什么能傳那么久呢,就證明了文字的力量是很強大的。另一方面,鏡頭的記錄還是有它的問題,對復雜的、尤其是有內心世界的民俗、信仰,它是沒有辦法用鏡頭去表達的。至少到現(xiàn)在影像還是沒有很有深度的作品,讓我們信服說鏡頭可以完整地呈現(xiàn)內心世界。而民俗中有一個可以說很泛濫的詞叫情懷,這個詞在民俗中會被描述得非常清晰,甚至可以通過歷史、民族、空間、時代、個體等等緯度去充分地闡釋這個情懷。但鏡頭當中,很難去通過影像來表達這種大跨度的、高深度的,有著比較觀念的民俗心理世界。所以在我的理想當中,未來的影像民俗學的一個美好的狀態(tài)是,通過有深度的、一系列的、多個側面的民俗紀錄片,來相對客觀地記錄它的形態(tài),真的就像我們高老師追求的還原生活世界。同時,在紀錄片的田野報告中充分地利用文字把它闡述出來。我覺得現(xiàn)在紀錄片和傳播學、民俗學的差別,可以通過文字的深度來區(qū)分出來。一個專門做紀錄片的人肯定是盡可能地用鏡頭去呈現(xiàn),但沒有文字的深度,很難真正地把握呈現(xiàn)在人的精神世界的那部分的民俗。而民俗學家還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去把體驗民俗學、實踐民俗學中呈現(xiàn)出的觀念和“情懷”——精神世界的東西,去把它呈現(xiàn)出來。這樣就構成了由民俗影像紀錄片和民俗志相結合的一種影像民俗學。那才是完整的,而且它們幾乎是同步的。這時候就超越了簡單的田野調查報告,也超越了一般的紀錄片。它的深度和對生活現(xiàn)場的還原,都是非常好的。也許我們可以想象,在未來的對紀錄片的呈現(xiàn)當中,有現(xiàn)場感的鏡頭,在它旁白是有深度的文字語言的呈現(xiàn)。但它一定不只是配合畫面,而是和影像有整體關聯(lián)的文字語言。這也許對紀錄片本身的形態(tài)都有所改變。
三、民俗影像記錄的尷尬與突破
熊:孫老師,如果要達到你說的理想狀況,你覺得在國內的學術界,有沒有阻礙,有沒有突破的方法?
孫:現(xiàn)在最大的阻礙就是在學科認同上,不像人類學可以無限地疊加它的學科的視野,所有的交叉學科都可放到人類學的框架中思考,而民俗學這方面的認知度可能比較保守或有局限,所以現(xiàn)在民俗學談不上有多少延伸的、交叉的概念。這可能在學科的意識上、認同上有比較大的壓力。另外一方面,它涉及到了技術和人文的關系問題,你要把技術把握得很好,又要有深度的田野調查報告,又有深度和持久的體驗和民俗的觀察。這個對研究者,對工作坊的推進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戰(zhàn)?,F(xiàn)在的技術已經(jīng)遠遠超越了技術本身,它本身也是有理念的。比如說這個鏡頭是拍什么,應該怎么表達,是有規(guī)定的,這次工作坊就明顯體現(xiàn)出這樣一個矛盾。比如學影像學和學民俗學的發(fā)生了劇烈的沖突,這種沖突與其說是學科之間的好惡、偏見,倒不如說就是技術和人文的沖突。技術有自己的思考和表達方式,它就和你的人文學科存在一個內在的矛盾。除非充分地在理論上去把握這個民俗現(xiàn)象,在理解中記錄,才會有一個更好的融合。否則你技術再好,也不會克服這個矛盾。我們現(xiàn)在有一個偏見,尤其是我這一次,我們讓所有有技術的人當組長,就發(fā)現(xiàn)了一個很大的問題,他們一開始理解好像我們就是要做個(傳播學意義上的)片子。其實不是這樣,我們應該是田野在前,而且前面的梳理也非常關鍵。只有理解了現(xiàn)象,只有有深度的思考,你的紀錄片才會真正有價值。否則任何人剪片子剪下來都會呈現(xiàn)出自己的主題,但都抵達不了真正的民俗現(xiàn)場,所以我們還是要從田野上去真正克服。
熊:同樣的問題也請教張老師,您就這些問題有什么想法。
張:通過第二期工作坊,我覺得基本上發(fā)現(xiàn)了預想的一些問題,比方說學科之間的沖突。第二屆工作坊中一些是在拍片上有經(jīng)驗的人,還有一些是文本研究很深的人,但是沒有接觸過機器,還有一些受是人類學、民族學的培訓的。我們這個工作坊的目的還是要學會怎么記錄,這是第一步。其實我個人認為民俗學就是要學會怎么記錄,當然記錄本身就有一個再現(xiàn)的問題。我舉一個例子,不同學科在拍同一個場景時,視角是完全不一樣的,甚至拍出來的片子的價值也完全不一樣。比方說我曾經(jīng)看過一些紀錄片拍彈古琴,我作為對古琴感興趣的人,我關注的是它每一個音是怎么發(fā)出來的,用什么指法。如果一個懂藝術的、傳統(tǒng)的人,他的鏡頭會關注手型、指法。可是如果不懂傳統(tǒng)的人,他可能把鏡頭放在他的眼神或背景上,雖然畫面可能很美,但當我想得到傳統(tǒng)的最根本的東西的時候,我什么也沒得到,除了聲音,甚至我都不知道這個聲音是怎么發(fā)出來的。這種記錄就是沒有意義的記錄。所以這就回到我們記錄的根本問題了。我們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這個紀錄片對于傳統(tǒng)本身的傳承,本身的核心,沒有一點價值。所以這一點我很強調,你是作為一個內行還是外行來記錄。再比如陳建憲老師展示中,有這么一個場景,記錄一個即將消失的民間舞蹈,這個舞蹈的人試圖傳遞給下一代這個舞蹈獨特的地方,可是紀錄片這時候都是拍遠景,并沒有記錄細微的手型,眼神,因此這個劇種的特點沒抓到。所以僅僅是拍到并不等于有價值。這個東西和孫老師所說的文本是聯(lián)系在一起的,我贊同他的觀點,文本和音像兩者缺一不可,這才是完整的記錄或理想的記錄。影像也必須是到位的影像。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影像和文字應該是有效的結合,才能達到我們真正記錄我們自己、民間生活的目的。在鄧啟耀老師的書里面也提到,僅僅是一個景深,就展現(xiàn)出文化觀點的問題。[4]你是拍的人體本身,還是在房子前或河流前,表面看是一個技術問題,實際上是一個文化觀的再現(xiàn)的問題。所以記錄試圖客觀,但隱含再現(xiàn)的問題。但如果再現(xiàn)沒有相對客觀的記錄作為基礎,再現(xiàn)會出現(xiàn)更大的偏差。這些關系也是我們反復討論的。這次工作坊提供了這么一個機會,各種不同的觀點都有所展示、碰撞。最后,總結出一個工作坊的田野記錄的手冊,通過理論觀點的應用、實際操作的掌握、田野規(guī)則的實踐,對我們民俗學、人類學的田野記錄有所指導。
四、民俗影像記錄的倫理問題
孫:張老師,這里面你還提到了一個倫理問題,影像當中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問題的。但民俗學就特別強調倫理。
張:人類學也是,搞田野的都會涉及。
孫:但影像和倫理很矛盾,首先影像記錄的出場就會打破倫理,其次就是記錄過程中的選擇,未來的影像記錄過程對倫理的處理可能是一個難點。當你用攝像機去拍,人家就注意到了,那這個倫理問題民俗學過去是沒有的。影像實際上是一個很強勢的媒介,它的傳播也好,記錄方式也好,是一個很霸道的方式。比如我們聊天,沒記錄就是一個很自然的過程,但把攝像機一架,可能就不在是真正自然的聊天了,它就是一個被記錄,所以在倫理上,被記錄和自然狀態(tài)的關系就是技術和民俗的關系。如何在理論和民俗的支撐下完成記錄,使他從被動轉為主動,這個倫理問題就解決了。
張:倫理問題我也特別強調,我記得06年在武漢開會的時候,我還舉了美國民俗學者Barre Toelken的例子。他曾經(jīng)到一個印第安部落,收集了很多錄音,當?shù)氐纳袷サ墓适?,等等。但是到了晚年,他發(fā)現(xiàn)他記錄的不僅僅是神圣故事,還涉及到核心信仰的問題。于是他做了一個決定,不把這些東西公開,把它們歸還給部落。當然這件事引起了我們學科的一個很大的辯論,就是保護被研究者的隱私和尊嚴是我們的前提。但也有另一種聲音,說這對于整個人類文化來說失去了一個很好的案例。所以這個倫理問題本身是有爭議的。目前民俗學人類學沒有這個規(guī)則,為了這次工作坊,我特意把美國民俗學會田野調查規(guī)則翻譯成中文,也請周星老師把日本民俗學會的田野調查倫理規(guī)則翻譯成中文。在先前已經(jīng)有了美國人類學會和日本人類學會的田野調查規(guī)則,通過這四個文件的歸納,想給我們學科展示一個樣板。不管這些細節(jié)如何,我們有一個前提,就是要尊重被記錄、被拍攝的人的選擇。當然這種選擇我們也要反思。比方說我們常常發(fā)現(xiàn),第一次去采訪人的時候被拒絕了,我們就按常理不記錄了。但是如果堅持去認識,去交朋友,而不是忙著去記錄,結果經(jīng)過幾天、幾周的磨合發(fā)現(xiàn),其實他們是很愿意被記錄的。所以這時候的倫理問題就是如何彼此交心和理解的程度問題。每一個記錄者去認真做好準備工作,先去了解文化,了解人,再拿著設備去記錄,這樣我們既尊重倫理規(guī)則,也達到了記錄民俗影像的目的。確實很多傳統(tǒng)正在消失,不去記錄確實要留下很大遺憾。所以這是每一個實踐者要去實踐、思考的問題。
孫:民俗影像記錄和傳統(tǒng)影像記錄最大的差異就是倫理問題。如果說之前的關系是人際關系,現(xiàn)在還有了人機關系,這兩個倫理結構下,導致了我們很難完成真實的影像記錄。它已經(jīng)讓我們的技術和機器打破了真實的記錄,它成了一個僵化的,和我們永遠作對的力量,不是我們主觀上能掌握的東西。哪怕我們通過人機交流,溝通,使得被記錄者愿意,但它仍然無法排除由機器疊加在被采訪者身上的被破壞的倫理。面臨這么一個困境和影像記錄帶來的矛盾,我想可不可以這樣去解釋或努力。一個方面是盡可能隱藏關于技術和機器的身份,但我要告知他我在記錄,它不是霸道的、強硬的方式存在于我們的記錄空間之中。未來可能就在帽子上、眼鏡里面,有效的避免了機器和人的矛盾。第二方面是我覺得我們不應該把機器記錄當成我們的成果。而是我們人之間的關系才是最重要的。這種觀念就是要把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系放在第一位,把記錄的作品或成果放在第二位,在觀念上成為一種新的人的倫理觀,把機器所導致的矛盾的倫理觀推后。這樣我們就可以在影像與文字的融合中,在以后的推進中解決這個倫理矛盾。我認為這是一個倫理困境,不論你是多優(yōu)秀的紀錄片的導演或攝影師,你都沒有辦法去回避這個問題。
五、民俗影像記錄的中美對比
熊:張老師,你對中國民俗學界非常熟悉,又在美國做教授,我想請你對比一下,在民俗學界,兩邊對影像的看法有沒有什么區(qū)別?也想請你介紹一下,美國民俗學目前的影視教育理念和實踐。
張:美國民俗學界的影像研究和實踐開始于70年代,但很遺憾,在這個小領域上沒有很多的著述。比如謝爾曼的《記錄我們自己》這本書是90年代出的,當時也是作為唯一的一本比較全面的概述民俗學的影像實踐的書。到今天已經(jīng)十五年過去了,還沒有第二部類似的專著。但帶著攝像機去做田野的人還是很多的,每個點也有田野記錄的方法論的課程。俄勒岡州立大學因為之前謝爾曼在那兒,走在前頭。前幾年他們有專門的課程,學生需要完成學習拍攝紀錄片的任務,做了很多工作。其他的學校也開課,也在用影像手段,但并沒有把成片作為標準來要求學生去實踐,這是教學現(xiàn)狀。從理論觀點來講,人類學影視、民族學影視、民俗學影視這些術語都還存在,都在自己捍衛(wèi)自己的領域。民俗學我覺得在這一點與其他學科不一樣,我們更側重一個具體事件本身或一個具體傳承人的生活,人類學還是在關注組織機構、社會問題。比如有一個網(wǎng)站叫Folkstreams.net,里面有所有所謂的民俗學影視紀錄片,當然也有所謂人類學影片。作為民俗學的資料寶庫,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凡是被選進去的作品,幾乎都是一人一事、一時一地,這樣的記錄,這也展示了我們學科獨特的視角。人類學關注社會組織運作機構的時候,我們更關注在大背景中每一個傳承人所發(fā)揮的作用,每一個事件的來龍去脈。比如說鍋包肉,可能一百個人都做鍋包肉,我們不去記錄一百個人,我去記錄某一個人在某一個時刻如何做這個菜,以及對個人認同的意義。這構成了我們這個學科的獨特視角,也許這是民俗學獨特貢獻之一。
熊:孫老師,你這次從中國來美國,有沒有關于這個問題的觀察和看法?有沒有不一樣的感受?
孫:我總覺得我們的影像實踐都是和人類學有關聯(lián)的,不管我們是不是認同。熊老師在這里,我們都不得不認同,都被他“占山為王”,都在他的領域里吃飯??赡苓@就是我們說的中美的差別,美國的學科的邊界,學科的探索要比中國寬,要更有意思。我們現(xiàn)在比較優(yōu)先的,有創(chuàng)建的,有探索性的學科的努力,都是從美國開始的。在觀念上,在體系化上都是美國提升的,這值得我們中美學者共同反思。為什么談共同反思,就是說在我們學術交流中存在不平衡和不平等的關系。就是昨天和周星老師談到的問題,他說到日本去做影像志,就像一個窮人到大戶人家去討論一些富人的問題一樣,就是以下求上。那么這時是不可能達到一個好的結果的。我們今天用這個比喻,來說在中美比較的后面,有這樣一個矛盾。如果說要把這種矛盾厘清,不再看成是我們受到美國的影響才來做這個事情,可能就好比較,否則的話,沒辦法比較,其實視覺人類學也是這樣。第二點,在田野調查中我感覺中國是有很強大的優(yōu)勢的,現(xiàn)在的傳統(tǒng)民俗這一塊的記錄,資料非常的豐富。而且這個群體,我認為中國的民俗學者的隊伍要遠遠超過美國的隊伍,包括它的人才培養(yǎng)。這個量上和民俗世界的現(xiàn)象豐富性來講,都應該平等或超過美國。我們國內的學科體系是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由國家在支撐這個學科。尤其是今天我們國家意識到全球化背景的文化安全、文化認同的時候,國家是投入大量的人力財力物力。尤其是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立法以后,我想在美國不可能出一部法典來推動一個學科的發(fā)展,而在中國正在形成。它將成為我們的影像民俗學、或者中國影像實踐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強大的制度背景。使得我們這些原有的被邊緣化的,被破壞的民俗世界、生活世界重新再被保護。盡管它的現(xiàn)代化、城鎮(zhèn)化的過程也是非常劇烈的,但是在我們國家制度化地強調和文化認同的時候,這種被特定時代所支撐起來的學科,我想影像記錄肯定是一個非常優(yōu)先的發(fā)展方向。
張:我來補充一點。就是影像記錄,不管是從哪個學科角度,民俗學也好、人類學也好,記錄者和將來的解讀者,必須清楚地認識到,任何一個記錄,都是一人一事一時一地的記錄。試圖以一個記錄展示一個傳統(tǒng),一個傳承過程,一個歷史,一個村莊,這些都是徒勞的。任何一個影像記錄都是一個瞬間的僵化,有的人試圖拍攝十年二十年,把這事說透,但是在歷史的長河中,這只是一個小瞬間。如果不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那我們對傳統(tǒng)的認識就是片面的、錯誤的。這個問題上沒有學科的劃界。
六、學科分野和交融的可能
張:熊老師,從兩次參加工作坊,從個人角度你覺得所謂的人類學影視和民俗學影視有什么不一樣。
熊:我覺得首先是共同點比不同點更多。在我看來,民俗學影像和人類學影像都是所謂的邊緣狀態(tài)。人類學和民俗學都在自身領域和影像表達之間尋找一個過渡的區(qū)域。那我們拍攝的對象又是人與社會,都是通過鏡頭來實現(xiàn)對于人和社會的不同視角的表達,這一點是基本一致的,不同點是建立在這個共同點之上的。當然不同的學科會有不同的理解和視角。比如從工作坊我觀察到的不同的是工作模式,首先關注的時間比較短暫,是一個時間的切片。也就是說雖然我們呆了六天時間,包括圣誕節(jié)的前前后后,單從時間上看,比如說在一個典型的美國家庭的禮儀的年度周期之中,這六天仍然是一個切片。如果我們對它的周期中間的其他時間段不了解的話,那對這個切片的認識也不夠深入。我覺得人類學有一個特點就是它的背后有一個整體觀,也就是說我們對文化的整體的認識會決定我們用什么樣的方式來呈現(xiàn)這個文化。這也是它吸引我的原因之一。它和一個電影、一部電視紀錄片不同之處也在于,人類學能夠呈現(xiàn)出,或者盡量呈現(xiàn)出傳統(tǒng)媒體中的影像所不具有的豐富性和復雜性。比如一部作品叫《Dead Berd》,雖然它的線索是有點獵奇的原始部落世系群之間的戰(zhàn)爭沖突,但除此之外,它也很好地描述了日常生活如何在一個較為廣闊的時空中展開。你看了這個片子,就大致獲得了對于對象的一個框架性的人類學知識。不過,某一個地方我們停下來觀察,就會發(fā)現(xiàn),不管是民俗現(xiàn)象還是所謂的人類學現(xiàn)象,它經(jīng)常是互相交織在一起的。很難說這一部分是民俗學的研究領域,這一部分是人類學的研究領域,這一部分是影視民俗學的表達領域,這一部分是視覺人類學的表達領域。所以我覺得留下一些模糊的,不那么清晰的地帶或狀態(tài),比我們不斷去看學科之間的藩籬要好得多,尤其是所謂的視覺人類學和影視民俗學都還是在成長的過程中,個人覺得更需要關注可能性,而不是總是去強調邊界。
張:我很認同你的觀點,學科界限是人為的,我們的共同點大于不同點。另外,從第一期到第二期工作坊,你和學生摸爬滾打,從國內到國外,你會注意到學生各種背景都有,你覺得國內學界在影視上存在什么問題,需要什么來改進,你的希望是什么。
熊:這也是我想在工作坊觀察的,所謂摸爬滾打可能只是我認識事情的一個方式。雖然我不想把它分得很清楚,但是兩部分的區(qū)別還是存在的,也許這大概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特點吧。比方說感覺有的同學希望是來工作坊就可以掌握一門獨門秘籍,從此打遍天下成為“武林霸主”。但我特別想對這樣的觀點說,不存在所謂的“葵花寶典”。為什么呢,是因為這樣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面對自己的艱難推進時的耐心。我感覺的學習是一方面要掌握一些工具性的技術,一方面要真正開始認識對象,并發(fā)現(xiàn)自己對于對象世界的興趣點和表達欲望在哪里。而不是說你有了所謂的“技術”,拿著攝像機,然后隨便到哪個地方一拍,你就成功了。我們對于事物本身的理解和好奇,我們對社會的關注和閱歷經(jīng)驗,會成為我們觀察有效性的一個部分。這種觀察也許不能馬上通過影像手段呈現(xiàn)出來,也許片子不一定能成為具有大眾傳播意義上的故事,但是它能夠影響你最后的表達。也能呈現(xiàn)像孫老師說的民俗學現(xiàn)場,在這個現(xiàn)場中人可以通過影像了解很多東西,那些東西可能是開放的,不像大眾傳播中的影像那樣通過各種方法去強化,而是更有能力去呈現(xiàn)社會文化的豐富性。
還有一種觀點是說,我們到民俗學工作坊,是要建立起民俗學記錄一些的“規(guī)則”或規(guī)范。我覺得這個和前面一種有點相似。實際上,工作坊本身也是在成長之中,在田野調查、影像制作過程中通過不斷卷入、摸爬滾打、誤打誤撞來真正理解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不是以精確設計好的某個框架來理解社會和影像,而是從一開始的不清楚,到后期慢慢發(fā)展出的某些氣質,或者某種特色,這其實是讓我很興奮的一部分。所以我認為的田野影像工作坊,可能更多的是通過“做”來學,而不是通過“學”來學;好的影像表達技術,不是脫離了內容而獨立存在的,而是依附于內容的“錦上添花”;我認為的田野影像倫理,也不是固定的規(guī)則,而是在打破倫理和格守規(guī)則之間的微妙平衡;最好的衡量標準也不是你做了一個多好看的片子,而是你通過做片子的過程有什么樣的收獲。在這個層面上來談技術和人的關系,它就呈現(xiàn)得很清楚。一種理想的狀態(tài)是,我們的觀察思考可以借由技術作為媒介來表達(如闡釋型紀錄片),同時技術能成為我們感知世界的一部分:技術(如遠攝和微距)能幫助我們看到更多的內容、影像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交流(如真實電影)、影像塑造我們的話語體系甚至是文化系統(tǒng)(如焦點透視改變了觀察方式),這都是我覺得不錯的實踐目標。而且這種目標很難通過大眾傳播完整地傳播出來,更需要學界的介入。如建立在經(jīng)典戲劇結構和沖突模式上的電影或紀錄片。當我們使用沖突模型來建構一個影片時,我們所有的材料都被這個沖突模式所束縛,能用來強化這個結構的鏡頭才是有用的鏡頭,能夠看到?jīng)_突的觀察才叫觀察,這其實很可怕。比如我們想用影像來表達一個人的獨特的生命價值,又想把它呈現(xiàn)得特別“好看”,具有大眾傳播的威力,結果最后還是把故事裝到我們熟悉的框架,甚至導致我們在現(xiàn)場都看不到他的生命到底獨特在哪里。比如肥皂劇的目標就是大眾傳播,要讓幾乎全球的人都能看明白,所以它一定是所有文化的“最大公約數(shù)”——要滿足的人越多,它就越簡化,最后變成一個異常簡單的理解世界的框架。那我覺得這種理解的框架是無法面對現(xiàn)實生活的,是誤解,甚至會導致沖突,因為它常常是一個沖突的視野。所以,獨特的體驗需要有創(chuàng)造性的視覺形式。當然,在初期培訓時我們還是要講影像敘事的優(yōu)勢和模式,還是要講大眾傳播的規(guī)則和特點,還是要講對現(xiàn)場的預判和后期剪輯意識,但我們的目的是對它們有所拓展。
我覺得民俗學、人類學的影像正好能彌補大眾傳播意義上影像的不足。比如由Tim Asch和Napoleon Chagnon制作的人類學電影名作《The Ax Fight》就直接反思了這一模式。影片有一個三部分的結構,第一部分是十分鐘的素材,我們能看到亂哄哄的斧頭大戰(zhàn)的來龍去脈,以及采訪到當?shù)厝撕唵谓忉尩脑颉5诙糠謱嶋H上是對鏡頭素材做出的說明,通過動畫、靜幀、圖標等“非影像流”的方式,配上作者的旁白,來說明畫面中人群中瞬間劃過的某個人的名字、背景和群體等人類學信息,當幾個關鍵人物的背景被置入到譜系圖中后,我們能看到看似“偶然發(fā)生”的械斗,實際上是不同世系群之間的張力引發(fā)的,而非現(xiàn)場聽到的簡化的原因。在最后一部分,作者“調戲”了大眾傳播影像常見的剪輯方式,素材中的部分鏡頭被前置或后置,從而加強了事件的張力,強化事件的后果——但內容信息和時序和現(xiàn)場并不相符,而觀眾更加無法理解到背后的意義問題。顯然,這種影片既是實踐性的人類學電影,它在傳達信息。但它更是挑戰(zhàn)性和研究性的,意在反思影像與文字,素材與成片,大眾傳播與人類學述求之間的張力。
因此,如果要提一個目標的話,對學影視的同學,一方面是要跟進技術的發(fā)展,一方面是要意識到所擁有的“技術”也有其劣勢、邊界和局限,這也是一種有了基本的表達能力之后對自己的重大突破,因為從來沒有脫離時代和現(xiàn)實的所謂的“純藝術”。對于專業(yè)背景是人文社會科學的同學,首先是不把技術看做是不可逾越的門檻,盡可能地在實踐中練習。隨著時代發(fā)展,影像技術正在變得簡單和便于把握。其次還是要相信作為一個觀察的“工具”,活生生的人本身作為觀察和表達工具,比任何工具都要厲害,這也是人文社會學科的一個傳統(tǒng)信念。如果你有這個自信去理解社會,又有足夠的欲望去表達你的理解,那其實技術問題并非不可逾越的門檻。
張:這兩期工作坊,從你個人角度,你覺得有什么收獲?
熊:工作坊為我提供了一個非常生動的現(xiàn)場,一個寶貴的機會我可以參與其中,從而了解各方面的期待、關注、問題和發(fā)展的可能。我能感覺到不同的學科背景的成員的行為和表述背后其實有其固有的知識框架,又能看到這些知識框架是在如何不斷地碰撞和交鋒。但我覺得這種碰撞是很有益的嘗試,因為從族群認同的邊界理論我們可以知道,要了解框架或認同的本體是什么樣的,一個很好的理解方式就是去觀察本體的邊緣地帶。另外通過跟進工作坊拍攝,我也被迫去不斷地以各種角度去調整對學員和當?shù)厣鐣恼J識。所以看起來我是培訓老師,但其實也是工作坊在培訓我。
孫:之前你說到了影像表達的可能性,這個可能性是什么?
熊:我一直關心的是文本和影像之間的區(qū)分、融合與互動?,F(xiàn)在是在新的媒介的浪潮不斷,如互聯(lián)網(wǎng)和移動客戶端?,F(xiàn)代人又面臨多媒體表達的新浪潮,原來的影像和文本之間的關系在變化,甚至被顛覆和重構。我說的可能性一方面是過去我們總是通過影像來達到“被按摩”的目的,即觀影的快感,愉悅身心。但如果把影像只是理解為一個按摩的工具應該還不夠。因為在人的一生中,你所獲得的所有的關于這個世界的知識,其實有超過百分之八十是通過眼睛傳給你的??墒呛芷婀值氖?,真的當我們來表達一個意義系統(tǒng)的時候,我們會發(fā)現(xiàn)影像根本就不夠。那我的興趣就在于了解視覺的、影像的信息到底具有什么樣的局限性和可能性,它們和社會文化的關系是什么。這也是我認為視覺人類學、影視民俗學可以拓展的一個未知之地。影像或視覺信息,不單單是像圓珠筆那樣的表達工具,它更像是人類與這個世界之間的一個媒介,像一根探針那樣,人類借由視覺信息了解世界,也借由視覺表述去試探這個世界,甚至控制這個世界,從而參與對世界的建構與再建構。和人類學家老要跑很遠去理解的“異文化”,從而更加清晰地理解自身的意義與局限一樣,視覺表達或視覺世界,對于習慣文字思維、文字表達意義的“我們”,也是一個知之甚少的文化要素,甚至它本身就是一個文化形態(tài)。所以在討論影像書寫的“功能”之余,我覺得一個重要的可能性就在于,我們可以把視覺產(chǎn)品、視覺現(xiàn)象和視覺行為視為“田野對象”,透過對他們的探索,來了解視覺如何與世界互動。通過視覺研究和視覺實踐,從而加深我們對自身的了解。而對這個問題的推進,實踐型的研究者也早已參與其中。比如大多的影像敘事強調具體化,用具體的人和事來呈現(xiàn)信息,表達觀點,但上個世紀30年代就出現(xiàn)的先鋒紀錄片恰恰是通過“反敘事”來表達思想?,F(xiàn)在視覺人類學的探索也很好玩,比如哈佛大學感覺人類學實驗室Lucien Castaing-Taylor的《Leviathan》,雖然題材和現(xiàn)代紀錄片發(fā)端時的名作《漂網(wǎng)漁船》類似,但卻使用了實驗性的方式,把多個Gopro綁在漁船的各個部位,讓鏡頭自動拍攝,就是運用了動物性的主觀視角,來呈現(xiàn)動物和工業(yè)、人與環(huán)境、漁業(yè)與生態(tài)的殘酷而混沌的影像“寓言”。而我目前訪學的南加州大學視覺人類學中心的Gary Seaman,也早在1997年就開始使用多媒體的方式,在其作品《Yanomano interactive:The Ax Fight 》讓之前提到的Tim Asch的名作再次煥發(fā)光彩:由文本、聲音、圖像、視頻的綜合數(shù)據(jù)庫,在多媒體的界面上互相鏈接,不同的媒介各自使用自己的優(yōu)勢,讓我們對斧頭混戰(zhàn)的背后意義有了真正的理解,同時也使我們看到文本和影像互動的新的可能。因此,我認為的作為邊緣學科的視覺人類學或是影視民俗學,其實是有很多有趣的可能性存在其中,如能得到持續(xù)且真正有效的推動,所謂的“邊緣”的學科也許就會變成“前沿”的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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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于《民族藝術》2016年 第4期,請以紙質版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