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文化、荷文化、堯文化，還是高麗文化
——關于一個縣城歷史編碼的人類學研究
亢寧梅
（淮陰師范學院文學院,江蘇 淮安 223001）
摘要:自由、自在是相反相成的，中國人對自由的理解是逍遙游，不自知而自樂，亦達到大化的境界。西方對自由的理解是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是理性掌握了對象之后依客觀規(guī)律而行動，并且是建立在相對高度的物質發(fā)展基礎上。當西方文化以一種強勢話語席卷全球時，中國也被綁上了戰(zhàn)車。現代社會，經濟、文化以一種空前的速度發(fā)展。本文以當代一座縣城的發(fā)展為例，分析這種文化建設的缺失。
關鍵詞：水文化；荷文化；堯文化；高麗文化
一、有案可稽的歷史沿革
金湖縣，位于蘇北腹地，1959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批準設立金湖縣，1960年4月29日國務院全體會議第100次會議通過設立金湖縣的決定。這是一個年輕的縣城，名不見經傳。歷史上由于地處里下河地區(qū)，黃河、淮河經常泛濫，域界不定。縣城位于洪澤湖以東，高郵湖以西，汪曾祺的文本里稱為“湖西”。境內有新石器時期先民活動遺址“磨臍墩”、“抬飯墩”等，漢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東陽縣析置射陽、平安縣，建平安城，平安縣是本土立縣之始。三國時期地在曹魏，魏將鄧艾在今縣境及洪澤縣部分地區(qū)屯田，筑白水塘，建石鼊城。東晉時期地屬東晉，境內三阿僑置幽、兗二州。太元四年（公元379年）前秦與東晉在境內發(fā)生“三阿之戰(zhàn)”。南北朝時期南齊于平安城置安宜縣，于石鼊城立陽平郡。隋朝，石鼊縣并入安宜縣。大業(yè)十一年（公元615年）冬，杜伏威率領的起義軍攻克安宜城，安宜城遭杜伏威屠焚。唐朝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安宜縣移駐大運河以東之白田（即今寶應城），唐朝上元三年改安宜縣為寶應縣，地分隸寶應、高郵二縣。平安縣、石鼊城、安宜縣從此消失在歷史深處。
1959年建縣之后，一部縣城的歷史就是中國當代發(fā)展史的縮影?？h城很小，縣政府門口十字交叉兩條馬路，各3里半長。全縣面積1343平方公里，下轄十一個公社46437戶，人口189133人。城區(qū)長期以來保持著3萬左右人口的規(guī)模，是江蘇最小的三縣（還有揚中、大豐）之一。計劃經濟時代，發(fā)展了紡織印染、釀酒、塑料、玻璃、造紙、小化肥工業(yè)等。在省里“支援蘇北發(fā)展”的口號下，蘇南大批知識分子、干部、產業(yè)技術工人來到此地，辦起了學校、醫(yī)院、工廠、農場。但是1978年之后，這批人大部分又陸續(xù)返回蘇南。他們當是“新市民”。至于當地土著，則來源不一。比較晚近的是所謂“洪武趕散”，即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蘇州閶門一帶的居民被強行趕遷至高郵湖西一帶。民間流傳的“插草為標”指流民遷徙到湖西初期，這里的田地荒蕪沒有主人，各家各戶只要用草桿標示，就界定了屬于自己的田地范圍。這一事件有李、吳、楊、費、雷、王氏等家譜佐證，今天縣人大部分都是這些姓氏的后裔。民間文化主要屬于稻作文化。因為地處長江以北，淮河以南，加上洪澤湖、白馬湖、高郵湖三面環(huán)繞，環(huán)境相對封閉，保留了一些傳統(tǒng)民間文化形式，有秧歌、淮劇、蓮湘，還有近年逐漸得到確認的香火戲，以及后來發(fā)展起來的剪紙和立足于水鄉(xiāng)文化的兒童舞蹈。
縣城介于鄉(xiāng)鎮(zhèn)和城市之間，其實主要還是屬于鄉(xiāng)村文化、半自然經濟。比如，縣治所在地黎城鎮(zhèn)老街上的幾大姓，分別有堂號和宗祠，手工業(yè)社有大批匠人，縣城不少單位，長期都有“一工一農”性質的職工，都是這個縣城農業(yè)性質的體現。人口也是，除了自然出生、死亡，改革開放以來，幾十年了，保持在37萬左右，沒有明顯的變化。
當歷史進入了新時期，“發(fā)展”成了時代的關鍵詞。這個“發(fā)展”指的是發(fā)展經濟，工農業(yè)產值、GDP增長率等。金湖擁有豐富的農業(yè)、水產資源，農產品加工、運銷是傳統(tǒng)產業(yè)。1970年代，在數個鄉(xiāng)鎮(zhèn)，陸續(xù)發(fā)現了石油。在這個基礎上發(fā)展了石油開采、石油機械加工、化工業(yè)，縣里適時提出了“超揚中，趕大豐”的口號。這些還屬于傳統(tǒng)的第二產業(yè)，規(guī)模、速度都是一定的。當經濟發(fā)展進入到第三產業(yè)階段時，服務業(yè)、旅游業(yè)、文化產業(yè)都需要文化底蘊作為支撐，瓶頸就出現了。
二、縣城的文化底蘊
前面我們說過，當地民間文化主要屬于稻作文化，民間文化形式有秧歌、香火戲、剪紙。當現代社會加速發(fā)展，民間文化面臨傳承危機時，這三種藝術與產業(yè)相掛鉤，在發(fā)展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護。
金湖秧歌是金湖地區(qū)農民在長期的水田稻作勞動中，以民間情感智慧創(chuàng)造出來的一種鄉(xiāng)土民歌，是縣境內民間文化中流傳最廣、內容最豐富、藝術性最強、最具有地方特色的形式。它集歌詞、曲調和鑼鼓伴奏為一體，注重以歌詞、韻律表達情感。每到夏季插秧時節(jié)，鄉(xiāng)民一邊勞動一邊歌唱，解乏提神，有葷有素，自娛自樂。在面朝黃水背朝天、單調而高強度的插秧勞動中，秧歌的傳唱起到了減輕疲勞、提高工效的作用，它本質上屬于勞動歌。
金湖秧歌內容豐富多彩，大致可以分為情歌和生活歌兩大類。其中以情歌民間色彩最重，占有相當大的比重。生活歌主要反映社會世態(tài)、生產勞動、家庭婚姻方面的內容。金湖秧歌口口相傳，有大量唱本和唱段。經過民間文藝工作者十多年的挖掘，搜集整理了近千首。
從起源上來看，秧歌大致有幾方面的來源。1.來源于移民帶來的外地山歌。最遠的來自湘軍帶來的湖南安鄉(xiāng)山歌。2.來源于經卷、懺詞。秧歌鑼鼓師傅大部分身兼道士、香火（神漢），他們閑時做法事，農忙時當歌手，將“經卷”“懺詞”中的內容帶入了秧歌，這些在汪曾祺的《受戒》里有生動的描寫。3.來源于文人創(chuàng)作。生活在鄉(xiāng)村的塾師、文人對俚俗、村氣的歌詞進行了修訂。不少現存的秧歌手抄本中的唱段文辭雅馴，有的還夾雜著唐詩宋詞，明顯地有文人創(chuàng)作的痕跡。4.來源于勾欄小曲。金湖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運河文化”沿著水路傳播，秧歌中大量的“春詞”“葷段子”來源于揚州地區(qū)明清時期的勾欄小曲。學者們傾向于認為，金湖秧歌形成于明代“洪武趕散”時期，發(fā)展于清代，清末至民國時期是它的成熟期。這一時期流傳有大量唱本，涌現了許多著名歌手。在幾個世紀的發(fā)展過程中，它與外來的山歌、時調、戲曲、寶卷、唱本等其他藝術形式互相吸收，經過長期交融、變異，最后逐步定型。金湖地區(qū)三面環(huán)湖，偏于一隅，幾乎處于封閉狀態(tài)。正是這樣一種相對封閉的環(huán)境，使金湖秧歌得以沉淀并且保存下來，成為民間文化的孑遺。清末至民國時期，金湖秧歌發(fā)展成熟。這一時期流傳有大量唱本，出現了一批著名歌手。如徐吉祥（1888年生）、張志榮（1896年生）、張忠祥（1939年生）；徐吉發(fā)（1899年生）、華洪山（1924年生）、華文燦（1943年生）等。從他們的家族或師徒傳承來看，已經超過了百年歷史。
人民公社化之后，大集體的生產方式為鑼鼓秧歌提供了廣闊的天地。每到插秧季節(jié)，一個生產隊都有幾十人下田插秧。生產隊為了提高工效，調劑單調的鄉(xiāng)村生活，常常請鑼鼓師傅田頭表演，成為當時的鄉(xiāng)村一景。文化大革命期間，秧歌成了“四舊”，十年禁唱，秧歌的流傳人為中斷了，秧歌這一民間演唱形式幾乎滅絕。改革開放之后，為了恢復和發(fā)展秧歌民間藝術，縣文化部門組織農村業(yè)余作者創(chuàng)作新歌詞，對原有曲調加以整理修訂，通過遍布鄉(xiāng)村的有線廣播網絡向農民教唱?？h文化館每年編印《金湖秧歌專輯》向農村發(fā)放，對秧歌的普及、推廣起了積極、有效的作用。
上世紀８０年代中期,在全國民間文學普查工程中，金湖民間文藝工作者經過搜集整理，編印成“三套集成”縣卷本，在省內首家出書，還受到國家文化部、民委的表彰，金湖秧歌一時間名聲大振。九十年代以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村的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發(fā)生了重大變化。農民土地大量減少，農業(yè)機械化程度廣泛提高，插秧時間急劇縮短，鑼鼓師傅逐漸失去了市場。同時隨著大眾文化的興起，青年人喜歡通俗流行音樂，對傳統(tǒng)秧歌逐漸失去興趣。許多老歌手和老師傅也相繼凋謝，金湖秧歌這種演唱形式近乎消亡。為搶救這一瀕臨滅絕的民間文化遺產，近年來文化部門對金湖秧歌進行了一次廣泛征集和重點采風，在原有資料的基礎上重新選編，2001年由中國文聯出版社正式出版了《金湖秧歌集粹》一書。該書對金湖秧歌的內容、種類、曲調及鑼鼓譜做了全面介紹，獲得了淮安市“五個一工程”獎一等獎。2004年金湖秧歌被江蘇省列為民族民間口頭文化遺產保護工程首批試點項目。2005年該縣啟動了金湖秧歌保護工程，全面開展挖掘、整理和保護工作。縣委、縣政府把金湖秧歌作為一種獨具特色的文化品牌、一筆不可多得的地方資源而加以保護、開發(fā)和利用，希望能夠產生廣泛的社會效應。2014年金湖秧歌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
流傳于蘇北的“香火戲”是一種民間小戲，出于唐代的《教坊記》：“以氣類相似，約為香火兄弟。” 這種帶有請神性質的“戲”，稱為“香火戲”，與表演性質的“參軍戲”大約起源于同一時期。它是宗教與戲劇的混生體。汪曾祺的《大淖記事》里稱作“小開口”，唱腔是薩滿教的巫師（就是香火）請神唱的調子，所以叫做香火戲。
金湖的香火神會名目繁多，大致可分為村落舉辦的神會、行業(yè)舉辦的神會、家族舉辦的神會和香火童子自辦的神會四種。村落舉辦的神會叫做“青苗會”，也叫“土地會”；行業(yè)舉辦的神會有“大王會”“魯班會”“火星懺”“眼光懺”“牛欄老”“藥王會”等；家族舉辦的神會有“家譜會”“安宅會”等；香火童子自辦的神會叫“升綱神會”等。香火戲全部一百多種關目，一般要三天三夜甚至七天七夜的時間，才能表演完一套，稱為“滿朝會”，規(guī)模庶幾近似于目連戲。根據規(guī)模遞減，稱為“全朝會”“半朝會”“一角會”。
曲六乙先生認為：流布于江淮地區(qū)的香火戲（僮子戲），是民族民間傳統(tǒng)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具有原始活態(tài)文化特征和濃厚的歷史文化意蘊。盡管由于歷史的局限性，多元宗教文化的侵入，導致精華與糟粕雜陳，卻有著特殊的歷史文化價值，應當予以積極保護、搶救、利用，繼承發(fā)展。根據研究，發(fā)現香火戲中保留了史籍中記載的“藏鉤戲”“參軍戲”“弄癡劇”等古老戲劇因素的活態(tài)形制。盛行于唐代的“參軍戲”，在香火戲《三曹對案》中有所體現。屬于雜劇的“弄癡劇”形式的《跳五郎官》，保存在雜劇型的《跳張仙》《劉結子》《耿七公》等關目中。還有屬于蛹型戲曲式的《陳九龍?zhí)ù颍┨綐丁?；連臺本戲型的“兵場”《支、放、收伏兵》《穩(wěn)兵祭將》；大型全能戲劇式的《捉水母娘娘》等。這些戲目展現了比較明晰完整的民間戲劇發(fā)展過程。有學者認為，流傳于江淮地區(qū)的金湖香火戲，應是唐代梨園的孑遺；是江淮地方戲（淮劇、揚劇、淮海戲等）的鼻祖。
由于金湖地區(qū)特殊的地理位置，香火戲既具有北方雜劇的性質，也包含了楚文化的因子。《天問》與《渾天元》，《大招》《招魂》與《叫號》，《晚事》《過關》都能互為解讀?！短仆跤蔚馗贰段赫鲾佚垺贰读銈鲿?，還有“各種名物小唱”等，都能在敦煌民間俗文學中，一一找出對應來。 香火戲中的《耿七公》《獺貓精》《陳九龍》《江漠林》《大祭龍舟》《劉結子》《跳大王》《揚四將軍》等形成了生動的水神系列?！稊佚垺贰对罹贰陡咄醪色C》《馬鞍鞭》《抽勾砍籌》等是民俗文化中稀有的文本。劉禎先生認為，香火戲沒有納入我們以前的“正式”文獻記載，內容廣泛驚人，諸如韻令竟唱、酒神歌、民歌、民舞、古曲、法曲、水詞、串詞、十二月珠倒卷簾、占星歌、蓮花落、打略拴搐之遺音等等，遠遠超出了戲劇。有學者認為，金湖香火戲的價值，應和《吳歌》《揚州清曲》同等。
剪紙是一種民間藝術，體現了民間的造型觀念和審美情趣，具有一定的文化內涵，代表了不同地區(qū)的民間藝術特點。
金湖地區(qū)剪紙已經有上千年的歷史。據古籍記載，北宋年間的寶應湖西，即今之金湖地區(qū)就已有剪紙花賣花樣的民間藝人，其中不乏剪藝高超的藝人，能反手盲剪花飾。金湖剪紙作為民間工藝的一種，口授手傳，代代相承，主要用于節(jié)慶、婚喪、宗教、祭祀等。民間從事剪紙的多為婦女，作品分為兩類。一類用于宗教、祭祀，作品帶有濃烈的宗教色彩，隨著時代的發(fā)展、習俗的改變而近乎消失；另一類是用于節(jié)日、喜慶，用吉祥喜慶的圖案，抒發(fā)情感，烘托氣氛，表達美好的愿望，滿足人們精神生活的需要。金湖民間剪紙獨樹一幟的藝術風格，根源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民風民俗。“一縣擁三湖，上善若水，水孕靈秀”的水文化，使金湖剪紙融進了南方剪紙的精致、細巧和北方剪紙的粗獷、豪放，具有花中有花，題中有題，粗中有細，拙中見靈的特點。
金湖民間剪紙形式繁復多樣，就其用途分類，主要有：刺繡花樣；喜花，婚嫁喜慶時裝點在器物和室內的剪紙，又叫“嫁妝花”，以各式各樣的雙喜圖案為多；禮花，裝飾在禮品上的剪紙。過去祝壽、生子、遷居、升官、開市吉日，禮品上覆以吉祥剪紙花樣；燈籠花，又叫“燈花”，貼在燈籠上的剪紙。舊時人們夜行或喜壽節(jié)日，用紙糊燈籠照明，常以彩紙剪成“五福”或其他吉祥花樣，貼在燈屏上，稱作燈花；門箋，又叫“掛箋”“掛龍”，古代稱作“門彩”“齋碟”，春節(jié)時貼在門楣或佛龕前，祈幸福平安；功德花紙，亦稱“紙扎”，用于酬神敬祖，祛病消災和喪俗祭祀。
80年代，金湖曾經有11幅民間剪紙作品入選全國第一屆剪紙藝術展覽，有影響的剪紙作者有紀費氏、丁育蘭、王素玫、智曉君、王桂林、吳中業(yè)、張賢英等。80年代初，縣中教師陸功勛先生調到縣文化館工作，開始學習、研究民間剪紙藝術。他認為隨著時代的發(fā)展，民俗也在發(fā)展、變化，民間藝術應當在繼承傳統(tǒng)的基礎上創(chuàng)新。在創(chuàng)作實踐中，他創(chuàng)造了用廢舊掛歷的塑料彩膜為材料的彩膜剪紙。這種彩膜剪紙是民間傳統(tǒng)剪紙向現代趣味和室內裝飾轉變的新品種，是傳統(tǒng)技法與現代審美意識相結合而產生的新民間藝術。它既保持了傳統(tǒng)剪紙的特點，又具有新生活氣息和濃厚的文化品味，既有裝飾圖案之美，又有中國畫的意境。
彩膜剪紙問世后受到社會好評，被贊為水鄉(xiāng)綻開的一株絢爛多彩的藝術奇葩。中國剪紙學會會長仉鳳皋教授譽之為“刀下生輝”?！冬F代書畫家報》《蘇州日報》《中國剪紙藝術報》等十多家報刊進行了報道。中央電視臺、江蘇電視臺等媒體先后拍攝、播出了《彩膜剪紙》《刀下生輝》《平淡中的精彩》《奇人奇畫》等多部專題片。陸功勛的剪紙作品多次參加國內外的藝術展覽，大型剪紙《流芳千古》在北京展出后，被周恩來紀念館收藏。彩膜剪紙《漁歸圖》參加中國第六屆藝術節(jié)《中國工藝美術精品展》并入選《中國當代工藝美術精品集》；2006年和2008年兩次應邀參加“世界文化歷史名城博覽會”現場表演剪紙，并向十多個國家的名城市長贈送了剪紙作品。五次參加省、市組織的民間藝術節(jié)藝術展覽，被評為淮安市首屆十佳工藝美術家。2000年《秧歌》《回娘家》等六幅民俗彩膜剪紙被淮安電信局選用制作成998電話卡發(fā)行。2001年國家電信局選用了《漁歸圖》《祖國在我心中》等四幅作品制成300電話卡，全國發(fā)行330萬套。2002年《陸功勛剪紙藝術技法》一書出版發(fā)行，論文《民間剪紙淺談》獲中國民間剪紙藝術論文評比二等獎。陸功勛的剪紙藝術作為城市名片和形象，獲得了較大的社會和經濟效益。
以上我們分析了三種民間文化形式的繼承和流傳。這個年輕的縣城，文化底蘊不是很豐厚。任何時代，經濟和文化都可能以一種不同步的節(jié)奏發(fā)展，對任何一個階段的文化現象，我們都應當做學理上的分析。當經濟發(fā)展成為時代的最強音，傳統(tǒng)文化加速流失，都市文化、流行文化盛行時，這種縣域經濟、文化的發(fā)展，就大有可以探討的空間了。
三、歷史正在進行
環(huán)繞著三個湖的周邊縣，比如盱眙縣、泗洪縣，1990年代，分別舉辦了“中國龍蝦節(jié)”“洪澤湖螃蟹節(jié)”，寶應縣奪得“中國荷藕之鄉(xiāng)”的稱號。這個后起的縣城，可資利用的資源都被別人利用了。發(fā)展的路在何方？
經過一番艱難的探索、策劃，2001年，金湖成功地舉辦了首屆中國荷花藝術節(jié)。隨后，縣政府操作的“水文化、荷文化、堯文化”研究工程也正式啟動。2006年，作為第六屆中國荷花藝術節(jié)重要活動之一的“水文化、荷文化、堯文化”研討暨頒獎會召開。經過八年打磨，金湖獲得了“中國荷文化之鄉(xiāng)”“中國荷文化傳承基地”的稱號，“荷”成了金湖精神與物質的名片。縣政府投資打造了萬畝荷花園，據說無論面積和品種都堪稱亞洲第一。2009年5月9日，“堯帝故里，荷鄉(xiāng)金湖——中國首屆（金湖）荷文化高層論壇”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全國政協常委、副秘書長孫懷山（江蘇淮安籍，曾經在金湖工作）以及首都文化界、新聞界、教育界領導、專家200多人會聚一堂，就傳承和發(fā)展中國荷文化進行了探討。來自北京等地的近100家媒體對論壇進行了報道。就在這次論壇上，金湖縣被中國民間藝術家協會正式命名為“中國荷文化之鄉(xiāng)”和“中國荷文化傳承基地”，淮安（金湖所在地級市）市委書記稱之為“雙文憑”。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副教授、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主持人蒙曼以《荷文化蘊藏的和諧精神》為題，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張頤武以《荷文化與養(yǎng)生》為題，北京大學中國戰(zhàn)略研究中心主任、外交系主任、教授葉自成以《荷文化與產業(yè)》為題，分別闡述了荷文化的現實意義。2010年的同一天，金湖荷香“飄”進了世博園，舉辦了第二屆中國（金湖）荷文化高層論壇，策劃了“以‘荷’為媒說交流”“政通人‘荷’談發(fā)展”“‘荷’氣生財論經濟”三大高端論題，進行了現場訪談。然而，在連續(xù)舉辦了六屆“荷花藝術節(jié)”后，主題變了，“三湖美食”悄悄加入，2009年改成了“荷花•美食節(jié)”。主要活動有：中國名湖美食論壇，創(chuàng)新菜烹飪技術比賽，中國（金湖）湖鮮美食廣場活動，體現了主辦方“藝術與產業(yè)相結合”的新思路。
我們注意到，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為適應當時中央提出的“兩個文明建設”的口號，山東省濟南市、濟寧市、湖北省孝感市、洪湖市、河南省許昌市、廣東省肇慶市、江西省九江市等七市先后推舉荷花為市花。1999年澳門回歸前制定特區(qū)的區(qū)旗、區(qū)徽，也選用荷花為圖案。全國目前有53個規(guī)模不等、規(guī)格各異的“荷花節(jié)”，金湖卻成為唯一的“荷文化之鄉(xiāng)”。據該縣政府網站報道，從2001年到2008年連續(xù)八年舉辦的中國荷花藝術節(jié)，壯大了一個為金湖GDP貢獻將近6個億的產業(yè)，吸引了人氣、財氣，荷花節(jié)旅游每年創(chuàng)造總收入3.5億元以上，累計吸引投資近170億元。僅2009年荷花美食節(jié)期間，就引進了48個投資項目，總投資達20億元。
關于“荷文化”，從已經舉辦的兩屆研討會來看，不再有什么新鮮的話題，荷文化的學術意義和闡釋空間畢竟有限，并且金湖的“荷文化”也不具有唯一性和代表性，而唯一性在文化多元化、信息過剩的時代恰恰是最稀缺的資源，因為旅游經濟從本質上說就是注意力經濟、眼球經濟?？h政府一舉決定做大文章，把荷文化——堯文化并舉。1994年，一條驚人的消息出現在媒體上，11月15日《人民日報•海外版》以醒目的標題：“堯出生地是金湖縣塔集鎮(zhèn)”第一次做了報道。消息來源于同年《江蘇地名》（內部刊物）上的一篇考據文章《堯與塔集》，作者李義海是金湖的文史工作者。該問題甫一提出，就產生了巨大爭議，許多專家、學者紛紛撰文，《中國地名》1995年第6期刊登了李義海的《堯帝出生地考》，以及具有代表性的持反對觀點的、署名“奔流”的《堯出生在“三阿”辯》。199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大詞典》，一錘定音，把“堯鄉(xiāng)”桂冠送給了金湖縣。“金湖縣”條目下釋文為：“為中華民族的先祖、五帝之一的堯帝誕生地”。“塔集鎮(zhèn)”條目下釋文為：“據有關史料記載，中華民族的祖先、五帝之一的堯帝出生于此。晉時曰三阿，宋時稱北阿，后改為塔阿鎮(zhèn)，俗稱塔兒集、塔集。是縣東南部集貿中心。東晉太寧間僑置幽州于此”。2007年出版的《江蘇政區(qū)通典》,在“金湖縣”“塔集鎮(zhèn)”的條目上都承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大詞典》的提法。
此觀點一出，石破天驚。據《史記•五帝本紀》記載：“堯初生時其母在三阿之南，寄于伊長孺之家，故從母所居為姓也。”《二十五史•史記》“五帝本紀”“帝堯”下曰“皇甫謐云堯初生時其母在三阿之南寄于伊長孺之家故從母所居為姓也”。[1](7)這為考證堯的出生地提供了歷史文字依據?；矢χk(215—282)，魏晉間醫(yī)學家，今甘肅平涼西北人，著有《甲乙經》《帝王世紀》《高士傳》《烈女傳》《玄晏春秋》等?；矢χk所言出自《皇覽》，《皇覽》云：“堯甲申歲生于三阿南，寄伊長孺家”?！痘视[》出自魏文帝曹丕（220－226年）時期。比較起來二句話無異，實際是一句話，可以認為是一個孤注?！吨袊沤竦孛筠o典》，有“三阿”詞條，釋文曰：“三阿，在江蘇省高郵縣（注：該地原屬高郵縣管轄，1958年劃屬寶應縣，1959年改屬金湖縣）西北。《輿地紀勝》云：‘高郵有北阿鎮(zhèn)，離城九十里，即晉時三阿’。《高郵州志》云：‘東晉尚僑置幽州，太元四年，苻秦將句難、彭超圍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去廣陵百里，即此’”。[2](32)這說明此三阿是東晉時三阿，以及此三阿的相對位置。東晉孝武帝太元四年（公元379年），東晉和前秦在“三阿”打了一仗，這個“三阿”在唐朝時因“三阿之戰(zhàn)”被寫進了《晉書》。南宋時，王象之在《輿地紀勝》中說：“高郵有北阿鎮(zhèn)，……即晉時三阿。”通過比較，可以說明東晉明帝司馬紹太寧元年（公元324年）至成帝咸和九年（公元334年）間，在高郵湖西，天長縣東北之間（今金湖縣境內）的北阿鎮(zhèn)一帶曾僑置三阿縣。此“三阿之戰(zhàn)”的“三阿”非皇甫謐所言“堯初生時其母在三阿之南”的“三阿”。持“堯鄉(xiāng)金湖說”的人士大多是當地籍，他們表示：“堯文化是一份厚重的文化，堯生于何地是一個重大的歷史課題，肯定與否是要以充分的證據來說話的，商務印書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大詞典》的那些編輯、專家、學者一個個都是精英，詞典里的任何一個瑕疵都逃不過他們的火眼金睛，在全典18萬條地名中唯獨金湖縣和塔集鎮(zhèn)的條目內有這樣的內容，這是多么的珍貴啊。我們珍惜……‘堯生塔集’的結論，并維護它的權威和不可動搖性，這實際上也是對歷史真實性的尊重和維護。”①
通過對以上資料、線索的整理我們發(fā)現，學術問題一旦與經濟利益捆綁在一起，就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學術問題了。關于堯帝故里，歷史上也并不統(tǒng)一，有河北唐縣、山西臨汾、河北望都等諸家說，大致傾向于認為堯生活于黃河流域，是一個可以探討的學術問題?？墒墙裉?，由于政府這只強有力的“推手”，有爭議的學術問題卻神奇地有了定論，并且這個定論寫進了權威著作，寫進了縣志，意味著對這方土地的歷史有了一個官方的說法。
農業(yè)文明向工業(yè)文明的進步是歷史的必然，同樣，農業(yè)文化向城市文化的轉化具有相當的合理性。但是，這個轉化必須遵循文化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尤其是目前，當傳統(tǒng)文化斷裂、卻又沒有新的文化發(fā)展模式可資借鑒時，這種由政府主導的、而非自發(fā)的城市文化定位、建設可以說就是政績工程的產物，這個例子是小城市發(fā)展的負面樣本。它既毀滅了傳統(tǒng)文化，也毀滅了城市靈魂。因為城市文化就是城市之魂，意味著建立在物質發(fā)展基礎之上的相應的精神生活，具有地域性、獨特性、歷史傳承性。“禮失求諸野”，當20世紀的工業(yè)革命迅速進行時，在這種相對偏僻的小城鎮(zhèn)，還保留了一星半點的傳統(tǒng)文化孑遺。比如我們上述所舉的香火戲、剪紙和秧歌，雖然它們也面臨著產業(yè)化和主流意識形態(tài)影響的問題，但是畢竟還屬于民間文化。而縣域文化發(fā)展有自己獨特的、不以官方主導意志為轉移的規(guī)律，它是一個有機體，是在相應的時代生態(tài)環(huán)境里緩慢生長起來的。1960年代，縣城初建，新馬路叫人民路、建設路，新的蘇式水泥建筑有縣政府、人民銀行、百貨公司、影劇院、人民醫(yī)院、人民旅社、勞動橋、生產資料公司、縣中學、人武部等等，殘留著舊氣息的建筑物有商業(yè)局、鎮(zhèn)人民醫(yī)院，有木頭樓梯和小天井，翹檐、月亮門，灰磚灰瓦，與灰白色的水泥建筑倒也和諧共存。進入8、90年代，隨著經濟的發(fā)展，出現了六層以上的建筑物，但是整個城鎮(zhèn)的面貌沒有大的改觀，并且城中村（蔬菜隊）、城郊村（果園、農場等）依然存在，僅僅增添了東西、南北向各一條馬路。我在長篇散文《里下河傳》里做過詳細的描述。21世紀，隨著“荷都”、“堯都”的打造（這個詞語也只有當代才能出現，一開始稱為荷鄉(xiāng)，后來似乎嫌不過癮，不夠大），縣城在原來14平方公里的基礎上又擴展了14平方公里，相當于在短短的幾年時間里超越了40年的發(fā)展，打造了另一座新城。新城里有油田新村、工業(yè)園區(qū)、商業(yè)中心、專賣店一條街、大型超市、上島咖啡、肯德基，大多數是高層建筑，一切都在模仿三線城市，把原來最古老、最有特色的老黎城街全部拆毀，建成嶄新的大佛寺和流光溢彩的“外灘”。更突出的是，請專家重金設計打造了“堯帝主題公園”和“堯帝旅游印象城”，有關部門預計，建成后每天中外游客將達到6000人次。如果真是這樣，每年流動人口將超過二百萬，不知又將拉動多少GDP。然而，如果一旦不能實現，那座水泥、鋼結構建筑的、仿古風格的（仿的不知是哪個時代的“古”）、投入巨額貸款的“堯帝古城”不知如何處置。
縱觀這十幾年來縣城經濟文化的發(fā)展，都是圍繞著GDP的發(fā)展，舉著文化之旗，恰恰背離了文化，用行政之手捏造了虛假的歷史之根，結出了虛假的文化之果。無論是歌頌堯帝豐功偉績的所謂“堯帝主題文化公園”，還是“堯帝文化旅游印象城”，都沒有任何古跡、遺址、傳說可資依托。這樣的文化，只能是偽文化，是政府官員的政績工程，是當代中國高速發(fā)展、虛火旺盛、林林總總的評獎、中標活動的一個縮影。類似的例子還有陜西鳳縣，一個秦嶺山溝里的小縣城，在礦產資源逐漸枯竭的情況下，鳳縣政府積極轉換思維，發(fā)展旅游業(yè)，采取多管齊下的方針，美化縣區(qū)景色，實施政府投資，投巨資建造了噴射高度達186米的噴泉，號稱亞洲最高音樂噴泉（又是亞洲第一）；建成萬畝牡丹園和萬畝郁金香園，號稱西部唯一的高山空中花園；在嘉陵江上筑壩蓄水形成30萬平方米的景觀水面，打造中國西部山區(qū)的“威尼斯”；在國道兩側建成數十公里長的江南民居景觀，打造“水韻江南”。其中最引人矚目、也引發(fā)最大爭議的，就是當發(fā)現鳳縣歷史上與羌族有關系后，請羌族專家進行文化考察、設計，鼓勵本縣居民主動改換民族成分，積極營造羌族民族文化氛圍，以此拉動全縣旅游業(yè)的發(fā)展，促進全縣經濟的主動轉型。②據說這手牌打得很漂亮，實現了經濟和文化的雙贏。
在經濟飛速發(fā)展、城市化大力推進的今天，各地的生活方式在工業(yè)化、媒體、通訊和便捷交通方式的作用下逐漸趨同，“三里不同風，五里不同俗”的景象逐漸消失。在全球一體化的時代，地方文化成了最大的亮點。現代城市以文化實力說話，城市文化是城市全面發(fā)展的推動力。從這一點看，縣政府領導還是把準了脈的。然而，經歷了幾個世紀工業(yè)化、城市化發(fā)展的西方發(fā)達國家，終于認識到：衡量一個國家和一個城市的發(fā)展水平,除了用GDP這個“絕對”指標外,還應當引入HDR這一人文發(fā)展指數。它包括人均壽命、人均教育和人均收入，把生態(tài)質量、文化質量和生活質量作為發(fā)展的重要參數。這是極其寶貴的經驗，可見只有文化才能最終鑄就城市品質。城市不僅僅是人群聚居、商品貿易的場所，城市空間不僅僅是建筑的延伸，城市規(guī)劃也不僅僅是物質空間的設計。著名城市文化學者雅各布斯深刻地指出，城市建設是一個建立在對城市的理解基礎上的系統(tǒng)的調控過程，是城市中復雜關系和不同人群利益的協調過程，更多的是一個政治過程。③這個政治過程由于缺乏透明度，缺乏民眾的廣泛參與，正由各級政府行政主導，在各個城市實行著。這些都是中國城市發(fā)展的絕好注腳。
從柏拉圖開始，城市就被視為一個有機體，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肌理和文化血液，它經過了漫長歲月的沉淀，是一個鮮活的生命。城市的物質空間和精神空間共同構筑了城市文化、城市記憶，城市不是按行政規(guī)劃興建起來的，而是像樹木那樣自然成長起來的，有自己的歷史和現在。回首這座歷史短暫的縣城文化之根，就是一部人與水奮斗的歷史，從西向東貫穿整個縣城北部的淮河入江水道和擋住夏季洪水的大圩就是它的證明。建筑在人對水的解讀之上的稻作文化就是它的底蘊，就是對自己歷史地位、價值的肯定，才具有本真性。年輕的縣城，最古老的建筑和街道也就是民國年間的，最古老的樹木樹齡有三百多年，歷史上的變遷也清晰可考，難道非要上溯到堯帝才顯得文化底蘊深厚？整個“堯帝主題文化公園”從雕塑到展覽，沒有一件文物，只有漏洞百出、牽強附會的所謂考證，老百姓評價為“子虛烏有”?？h委、縣政府專門成立了對外宣傳辦公室，負責荷花節(jié)的宣傳工作、縣城形象的包裝、推介，訂制了形象片和故事片，荷花節(jié)期間在央視頻道集中播放廣告?？h委、縣政府四套班子每年春節(jié)前組織進京，向在京工作的金籍成功人士（200余人）“匯報”家鄉(xiāng)建設工作。這些人士，分布在政府、媒體、社會團體、軍隊、企業(yè)、文化、高校等領域。通過這種匯報，把鄉(xiāng)情、人脈成功地轉化成各種資源。這大概也是有中國特色的政治文化吧。
寫到這里，筆者不由得想到了美學史上晚近出現的審美類型——媚世。媚世譯自德文kitsch，在西文中流行開來，大致上指廉價又大為流行、溺情而難稱真情、無品而自我品味的審美對象，它出現在工業(yè)革命后都市化大眾大量涌現的西方，是一種審美時尚和大眾文化潮流。中國作為后起的工業(yè)國家，恰恰就處在工業(yè)化、城市化這個臨界點上。“堯帝故里，荷鄉(xiāng)金湖”的包裝、打造，“壯大了一個為金湖GDP貢獻將近6個億的產業(yè)”；每年荷花節(jié)，滿城盡是氣球、拱門，一臺晚會，重金邀請了歌手、小品明星、省、市領導嘉賓，都攤派給企業(yè)買單，市民無緣一睹；龐大的簽約投資項目、資金，震驚了觀眾，領導們陶醉在自己的成就中，可謂是集媚錢、媚權、自媚于一體，唯獨缺失了媚眾這一環(huán)，因為老百姓最了解家底子，他們的工作、生活狀況就是這些龐大數字的最好說明。世世代代居住在此的百姓也不知道從什么時候起，已經成了堯帝的子孫，他們突然對腳下這片土地懷疑起來，自然也不能理解這個節(jié)日的內涵，更不能產生激動自己的高峰體驗。這個縣的經濟總量排名省內倒數第一，2012年是138億，不及全國百強縣、位于蘇南的昆山2670億的零頭，人均收入低，就業(yè)率低，物價卻遠遠高于周邊城市。晚會上，趕場子的央視主持人面無表情地念著節(jié)目單，著名歌手說不出這個縣的名字。經過這么一番拼貼、包裝，金湖就號稱走向世界了。而現在，全國每年的地方節(jié)慶有多少呢？大約是3000個。誰又會獨獨記住這一個呢？
四、余論
一個小小的縣城，平淡無奇，不比鳳凰、平遙，無光可觀，沒有深厚的歷史。地處吳尾楚頭，一方水土養(yǎng)育了具有江淮風格的水鄉(xiāng)文化。鎮(zhèn)上的居民，一上午時間，就是慢條斯理地買菜弄飯，到了下午，打牌的打牌，釣魚的釣魚，大圩上一群一群噲閑篇的閑人，生活節(jié)奏緩慢。就是在工作日里，也常常見到辦理紅、白喜事的隊伍，熱鬧而過。當綁上了經濟發(fā)展的戰(zhàn)車后，整個縣城變成了縮小、盜版的地級市，一條僅有的歷史街區(qū)被拆毀。年輕人去到鄰近的南京、揚州等地就學、打工，就再也不想回來了。污染嚴重的工業(yè)園區(qū)里（主要有鋰電池生產、農藥殺蟲劑企業(yè)等），打工者多是來自云南、貴州、江西等地，這些項目也是歷屆荷花節(jié)引進的，支撐著縣政府大部分財政收入。
當發(fā)展變成了競爭，日常的平衡就被打破了，人的欲望被極大地激發(fā)出來。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縣鬧出了這么大的動靜，旁邊揚州市所屬的高郵、寶應坐不住了。他們可是有歷史的古城，絕不甘心默默無聞地當陪襯。于是，他們也分別打起了堯帝故里這張牌，因為三阿曾經分屬兩地。比如高郵，2009年9月宣布，一座世界第一的99米高青銅雕像將矗立在高郵神居山風景區(qū)，雕像“主人公”為中華文明始祖“堯”，香港著名雕塑家沈默先生創(chuàng)作的堯帝塑像初稿已經完成，巨型青銅塑像下月正式動工興建，2010年竣工后，將成為揚州吸引2010年上海世博會海內外游客的文化地標。同年舉辦的“高郵：堯文化發(fā)祥地”高層論壇上，國內權威史學家認為，長江流域的高郵為堯文化興起、傳承的重要發(fā)祥地。規(guī)劃中的“帝堯故里”神居山文化公園，矗立在帝堯廣場的99米高巨型堯帝雕像，為世界最高的青銅雕像，需用青銅2200噸。為增加游覽性，將在堯帝塑像體內設燈光隧道和觀光電梯，可升至頭頂，觀眾可在塑像體內的多層平臺向外觀景，近可觀園內環(huán)境，遠可眺望煙波浩淼的高郵湖。堯帝塑像體內設計為透明電梯，觀眾從電梯中就能夠觀察到塑像體內的鋼骨架結構，給人以一種新奇感。投資480萬元的古悟空寺大雄寶殿主體工程和投資800萬元的神居山烽火墻已經開工建設，環(huán)繞帝堯廣場規(guī)劃長度達1800米的景觀河也已完成土建工程。④只是——當兩處“帝堯故里”同時出現在上海世博會上，海內外游客們將去游覽哪座文化地標？
在韓國文化逐漸成為強勢文化的今天，更有一位金湖學者，經過考證，鄭重提出：金湖縣城所在的黎城鎮(zhèn)，黎城舊地可稱高麗廓、高麗城、高麗王城或俗稱黎城，為高麗人所建構，一個小城的建立，系連著歷史大事，意義可謂深矣。
這個觀點出自明人劉中柱的《寶應名勝紀略》：“中有居民數百戶，樓房稠密，列纏肆，通商賈，俗呼曰黎城鎮(zhèn)。”以及明人寶應儒學教諭吳鐸的《黎城》：“黎城依舊說，王業(yè)總丘墟，獨惜遺民在，空余故主居，農桑春事了，風雨麥秋初，問俗政慚無，逢人懶下車。”這位山東登州籍的儒學教諭，在詩中用“王業(yè)、故主、遺民、俗政”等，揭示了一條信息：舊的黎城不獨是一個井市纏列、商賈云集的小鎮(zhèn)，而是一個經過多年滄桑被廢棄的舊王城的邑都。那是一座什么舊王城?《嘉靖寶應志略》記載：“高黎王城,在縣西南八十里侯村鄉(xiāng)。宋治平間，高黎王筑。周回一里四十武。”這是一個石破天驚的記載。查《宋史》，迄今為止尚未發(fā)現有高黎王封號。該學者慎重考慮了“高黎”一詞的屬性問題，認為“高黎”系外來語，疑為“高麗”。而唐朝稱為“高句麗”，有時稱“高麗”，到宋朝正式稱為“高麗”，而明朝稱為“朝鮮”。他認為古“黎”、“麗”通假，《周書•王會解》作“高夷”，《漢書》作“高句麗”，或作“句驪”，《魏略》作“搞離”，《史記•夏本紀》“黎”作“驪”，《通鑒輯覽》“犁、黎作麗”?！洞筇菩抡Z》中有“李君球，高宗將伐高黎……且高黎小丑潛藏山海”等語，也將“高麗”寫成“高黎”。可見在譯語中，黎、犁、驪、夷，麗是互通的。高黎王城譯為高麗王城當為不誤。宋•羅泌《路史》中記載：“高黎，東陽有高黎城，俗呼高黎郭。”《路史》成書于宋乾道庚寅年（公元1170年），離治平（公元1064—1067年）年間約100年左右。這是有關黎城最早的記載。其時，附近的揚州、楚州、海州等地都建有高麗館。宋朝建國伊始對外關系上就實行遠交近攻和以夷治夷的方略，有意聯合高麗以圖大遼。朝庭故授意福建轉運使羅拯，派商人黃真、洪萬來等人以經商的名義到高麗。高麗王徽接見了他們后，了解到宋朝的意圖，故遣民官侍郎金悌來朝傳達高麗王的看法，朝野上下認為可行，至此結束了從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起與高麗42年音訊不通的歷史，兩國往來不絕。
為什么稱為“高黎王城”?因為高麗人來，常挾有王子貴胄在其中。這次金悌一行來宋，不能說沒有高麗王子貴胄挾在其中，《資治通鑒長編》記載：“高麗曾入貢，道出州境，中貴人挾以為重，使州官旅拜于郊，順之曰：‘青，大鎮(zhèn)，在唐押新羅、渤海，縱其國王來尚曾與之均禮，參見陪臣奈何卑倔如此，獨不拜’。”該學者由此推斷，高黎王城系筑于高麗貴胄之手是有可能的。高麗人隋唐時就播涉江淮了，“總章二年五月庚子，移高麗戶二萬八千二百，車一千八百乘，牛二千三百頭，馬二千九百匹，駱駝六十頭，交入內地，萊登二州般次發(fā)遣，配江淮及山南，并涼以西諸州空閑處安置”。處于淮南的黎城一帶，有高麗移民來落戶是可能的，從隋朝唐朝起，移民政策一直沿升到北宋末年。雖然“唐朝在派遣‘朝鮮王’的同時，還遣回在高句麗亡后被遷至唐朝地區(qū)的大批高句麗的人民。”（《朝鮮通史》）但高麗人的基因似乎還隱約存在江淮一帶，該學者1960年剛踏上金湖土地時就覺察到了，后來在長期調查考證中更堅定了這一理念。他提出的最有力的證據是：近年黎城在原海晏寺舊址動土恢復舊貌，原海晏寺，據《寶應縣志》記載，“傳說為吳家所造”，又一傳說為唐貞觀十四年所建。海晏一詞用于寺名實罕見。然而無獨有偶，在國內查不到同名，而能在韓國找到同名的海印寺（譯名），韓國的海印寺在南朝鮮慶尚南道陜川郡伽耶山，新羅哀莊王五十五年（803年）建立，受歷朝尊崇，規(guī)模很大，藏有來自中國的佛經。⑤
不過這個觀點太過于新奇，推論過程太曲折，所以應者寥寥，連前來進行文化交流的韓國民間社團也沒有給予評析。
歷史就這樣被書寫、編碼了，歷史正在進行。
就在筆者寫作這篇文章時，一年一度的荷花節(jié)又在緊張的操作中。2013年7月28日，第13屆中國金湖荷花•美食節(jié)在金湖荷花廣場舉辦開幕儀式。據報道，這屆荷花美食節(jié)以“寄情金湖水、尋夢荷花源”為主題，共分“荷夢、荷藝、荷景、荷緣、荷韻、荷香”等六大板塊共21項子活動，為人們奉獻了一道精道彩紛呈的文化旅游大餐。同時，這屆節(jié)慶集中簽約、開工、竣工65個項目，協議總投資達163億元。新華社、人民日報、新華日報、江蘇衛(wèi)視、中國江蘇網、香港文匯報、大公報、澳門日報等中央和省、市及港澳媒體30多名記者參與了儀式報道。還有來自美、加、英、法、意、澳、希臘等十多個國家的30多名外籍友人，給荷花節(jié)抹上了絢麗的國際化色彩。
注 釋：
①參看金湖縣政協文史委編輯：《堯鄉(xiāng)古今》（內部資料），第17—18頁。
②參考田彬華：《移植性民俗文化創(chuàng)建與原生文化保護耦合思考》，源自中國藝術人類學網。
③關于城市文化理論，參考拙作《詩意的空間》，《寧夏社會科學》2010年第5期。
④詳見《高郵將建99米青銅像》，載《揚子晚報》，2009年9月20日。
⑤詳見姜燕：《黎城邑名初探》，http://bbs.211600.com/forum.php。
參考文獻：
[1]二十五史•史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6．
[2]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z]．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1931．
Water culture, lotus culture, Yao culture,
or the culture of Korea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a county historical code
Kang Ning-me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 , Huaian, Jiangsu,223001 )
Abstract: Freedom and being are a couple of opposite complemex. Chinese’s understanding of freedom is peripateticism, also reachs the maximization of the realm. The Western understanding of freedom is from the realm of necessity to the realm of freedom, which is a rational grasp of the object according to the objective law and action, and is based on relatively high material development foundation. When the western culture in a dominant discourse sweeps the globe, China is also tied on a chariot. In modern society,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s at an unprecedented rate. This paper will give an exampl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of a county to analyze the lack of culture construction.
Key words: Water culture; The culture of lotus; Yao culture; Korea culture